1976年，一个时代在悄然落幕，毛主席于这一年离世，为中国历史画上沉重一笔。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时，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迅速且果断地处理一系列关乎国家走向的重大事务。这些决策不仅是对伟人身后事的安排，更是如何在尊重历史、回应民意与延续未来之间找到平衡的艰巨考验。

告别前夜的微光

周总理在这一年的1月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无疑给毛主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得知挚友逝世的消息时，他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

一连几天，毛主席停止了所有娱乐活动，不许电视开启，也不许播放录音，以此表达他对这位亲密战友的深切哀悼。外界一度期盼他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然而彼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已非常糟糕，最终未能成行。

即便如此，他在工作人员送来审阅的报告上，特意在“主席”二字旁认真地画了一个浑圆的圈，那凝重的笔触，倾注了他对周总理无比真挚的情感。

周总理逝世后不久，春节便悄然而至。中南海游泳池一片冷清寂静，没有往日的张灯结彩，更听不到欢声笑语，连一丝过年的气氛都没有。身边只有寥寥数位工作人员陪伴着毛主席。

除夕夜，毛主席像往常一样侧卧在床榻上，工作人员端来他最喜欢的武昌鱼和大米饭，一勺一勺地喂给他。但主席仅吃了数口，便不再进食。

饭后，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坐到客厅。良久，远处隐约传来阵阵炮竹声，唤起了毛主席对往年除夕夜热闹景象的回忆。他看向身旁的工作人员，伸手轻轻拉了拉张玉凤的衣摆，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道：“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了！”

张玉凤立刻将会长的意思转达给身边同事，很快，几挂鞭炮被点燃。屋内的毛主席听到噼里啪啦的声响，看到工作人员脸上洋溢的笑容，他那略显憔悴的脸上，也难得地露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

此后的日子里，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但他展现出惊人的毅力，与病魔顽强抗争，以不屈的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1976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他需要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能站起，勉强走进书房与客人握手，这对于布托总理而言是莫大的殊荣，但对毛主席而言已耗费太多体力。

整个会谈过程中，毛主席强忍着病痛折磨。当客人告辞时，他已实在无力站起来送行。这次会见外宾之后，中央综合考虑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最终决定对外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

到了6月，毛主席的病情一度趋于稳定，然而不幸的消息却接踵而至。朱德元帅的逝世，以及随后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这些突发事件都给毛主席的感情和精神带来了沉重打击。

这使得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医护人员开始日夜不离地守候在身边。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在所难免，但毛主席从未呻吟一声。每当看到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为自己担忧紧张时，他总是会宽慰道：“我没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

姜泗长大夫曾为此感慨万千，他指出，毛主席即便躺在病床上，也从未停止工作，他依旧竭尽全力地为党和人民操劳。为了摆脱病痛折磨，转移注意力，毛主席不停地看书。当书本在他手中已举不动时，他便会托医务人员或工作人员替他举着。长时间看书眼睛累了，他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朗读。

直到他临终前，头脑依旧十分清楚，思路也清晰无比。在1976年9月8日，毛主席睡醒后，向守候在身旁的医务人员说着什么，但他们半天未能听清。医务人员立即跑到值班室找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

周福明闻讯立即来到毛主席身旁，凑上前去。他听了半天也未能明白主席在说什么，急中生智地从床边抓起纸和笔递过去。毛主席艰难地握住铅笔，费力地画出了三道杠，就再也无法写动了。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又缓缓抬起铅笔，费力地在木床头敲了三下。周福明凭借17年来对毛主席的了解，当即问道：“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毛主席看着他，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位“三木”便是当时正在参加日本竞选的三木武夫，可见毛主席直至临终前，依旧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3岁。

领袖身后事的决断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在代号“202”的会议室紧急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华国锋与参会的领导人们紧急磋商了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毛主席的后事如何安排；二是毛主席的遗体应如何处理；三是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

经过一番商议，大家很快达成一致，认为首先必须妥善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以便各界人士能够前来吊唁并瞻仰。在将这一重要任务布置下去后，清晨五时许，汪东兴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要求他立即带上讣告和悼词文稿，火速赶到毛主席住地的会议厅。

周启才抵达会议厅后，华国锋首先指示他在会议上宣读讣告文稿。宣读完毕，华国锋问道：“大家看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如果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果没有，我建议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印刷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

对于华国锋的提议，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赞同。清样下发后，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终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并决定于9月9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同步广播。

9月16日下午三时许，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再次召开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的最终版本，并详细研究商定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相关事宜。

会议开始前，汪东兴特意将周启才叫到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面色凝重地叮嘱他，务必在悼词中加入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汪东兴强调，这条指示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周启才找到华国锋，转达了汪东兴的建议。华国锋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认同。会议正式开始后，华国锋让周启才向全体参会人员转述了汪东兴的这一重要意见。

随后，华国锋表态道：“我认为东兴同志的这个意见非常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

华国锋话音刚落，叶剑英元帅随即起身，沉声说道：“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的这个提议。”在两位核心领导人的支持下，参会人员很快一致通过了汪东兴的提议，就这样，毛主席的悼词中加入了“三要三不要”这一重要指示。

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主席的追悼大会，由谁来致悼词？”会场顿时陷入短暂的沉默。片刻，叶剑英元帅打破了寂静，语气坚定地说道：“我的意见是，追悼会应由国锋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

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华国锋。然而，华国锋却谦逊地拒绝道：“叶帅您德高望重，还是请您给主席致悼词吧！”

叶帅却严肃地回应道：“国锋同志，你是第一副主席，应该由你来牵这个头。这是主席生前的愿望。”就这样，在叶剑英元帅的坚定拍板以及与会领导人们的一致同意下，最终决定由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许，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前来参加，整个北京城都弥漫着一股沉重的悲伤气氛。追悼大会开始时，华国锋还未开口致悼词，会场上便已响起阵阵压抑的抽泣声。而在宣读悼词的过程中，华国锋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曾几度哽咽，用了许久才将悼词读完。

不熄的纪念堂

追悼大会结束后，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遗体转移至一个代号为“769”的保护室，进行暂时存放。其实，保存遗体并非毛主席生前的意愿。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曾号召火葬，并且是第一个在逝世后遗体火化倡议书上签字的领导人。

然而，中央之所以最终决定“违背”毛主席的这一遗愿，是出于深思熟虑。他们认为，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对于十几亿中国人民而言，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慰藉，更能够寄托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无尽的思念之情。

在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的同时，中央也同步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以实现对遗体的永久保存，供后人永久性瞻仰。

为了妥善保存好毛主席的遗体，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提出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方案和遗体保护的各项决策性意见。为确保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高标准、高质量，该办公室又专门设立了一个“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

当天，中央便紧急从北京、上海、广州、江苏、陕西、辽宁等8个省市，召集了10余名国内著名的建筑师和美术师来到北京。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紧锣密鼓地进行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工作，并着手设计建筑方案。

10月12日，中央领导人主持召开办公会议，明确提出要求：务必在毛主席逝世1周年之际，建成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纪念堂，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很快，这些设计同志们便投入到紧张的选址和设计过程中。他们先后走访了北京许多地方，包括对众多名胜古迹进行了实地勘察。经过近两个月的选址工作，最终从30多个备选方案中，确定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城楼之间等距离200米处，也就是原“中华门”的位置上。

后来经过多次细致修改，纪念堂的建筑方案最终被正式确定为：建筑形式呈正方形，内部为八开间结构，采用重檐屋顶设计，底部为两层红色花岗岩石台基，台基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廊柱则设计成正方形抹小角的样式，整个建筑总高度为33.6米，长和宽各为105.5米。

毛主席纪念堂从1976年11月24日奠基，到1977年5月24日竣工，整个建设过程只用了短短半年时间。这其中，离不开北京上百万民众自愿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无私奉献，为纪念堂的快速建成贡献了巨大力量。

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主席的遗体从“769”保护室顺利移放进刚刚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从那时起，人们便翘首以盼纪念堂能够对外开放，盼望着能够早日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1977年8月22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元帅、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率先来到这座刚刚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地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领袖。

最终，在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向公众开放。

情深意重的告别

自毛主席纪念堂对外开放后，此后每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日）和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日），华国锋都会风雨无阻地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每当抵达纪念堂时，他都会庄重地对着毛主席的遗体，一边深深地鞠上三躬，一边高声而清晰地喊道：“向伟大的领袖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这一举动，成为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固定仪式。

2007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诞辰114周年之际，已是垂暮之年的华国锋像往常一样，再次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然而，此时华老的身体状况已非常不好，医生和家人都一致不同意他离开医院。

可对于华国锋而言，前往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是他每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早已融入骨血。面对医生和家人的劝说，他难过地说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们也不让我去吗？”

家人不忍让华国锋老人家带着遗憾和难过，最终还是陪同他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在走进纪念堂的那一刻，华国锋谢绝了家人的搀扶，他缓慢而坚定地走到毛主席遗体前，如同往常一般，深鞠三躬，同时高声喊道：“向伟大领袖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这一次，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停留的时间格外地久，仿佛要将毛主席那和蔼、慈祥的面庞，深深地、牢牢地刻画在心间。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这一年，华老终究未能等到9月9日，未能再次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再看一看他深爱并敬仰的毛主席。

笔者以为

毛主席逝世后，中央领导层在悲痛与压力之下，所做的每一项决策都凝聚了深思熟虑与对人民情感的深刻体察。纪念堂的建立，不仅是国家意志的具象化，更是亿万人民共同记忆的塑形。它在历史遗愿与现实需求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点，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而华国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直至生命尽头的执念，则为这段宏大的历史叙事，增添了动人的个人情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