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相关。 江青的童年孤寂，塑造了她独树一帜的个人主义观念，以及一种对人冷漠的怪异性格。家庭中，她缺乏亲密的亲人；职场中，她鲜有真挚的朋友；社交圈里，她难觅知音。即便是与子女之间，关系也颇为紧张。 毛岸英，系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骨肉，深得毛泽东的钟爱，长年幼时便尝尽艰辛，曾与母亲一同身陷国民党监牢。母亲英勇就义后，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相依为命，靠售卖报纸、拾取废品度日。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照与帮助下，他们历经磨难，终得重返父亲身边，此后更远赴苏联深造。 
1946年二月，毛岸英圆满完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业，重返延安。在那个午后，他步入了毛家坪，向父亲详尽地汇报了自己在异国求学的点点滴滴。 毛泽东听闻此事后，喜悦地表示：“你在苏联完成了大学学业，所获皆为纸面知识，尚不全面。你需要再接受一种教育，那就是‘劳动大学’的教育。在那里，你将学到许多书本之外的真知。你觉得我送你去如何？” “嗯，好得很。”毛岸英应声答道。在告别之际，毛泽东亲自为他披上了自己修补过的灰色粗布衣衫，反复叮嘱他到了乡村，务必与农民同吃同住，共同劳作，虚心向他们学习。毛岸英谨记父亲的教诲，背负着小米、菜籽和被褥，踏上了前往“劳动大学”的征程。 毛岸英，一位既深谙父训又极具雄心壮志的杰出青年。后来，他投身工厂，辛勤劳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北京机器总厂党支部副书记，胸怀壮志，意气风发，立志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朝鲜战争一爆发，他的内心便难以平静，即刻提交了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正逢彭德怀将军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志愿军总部的组建事宜。毛主席于是将毛岸英托付给彭将军，嘱托他带领岸英前往朝鲜，接受战争的洗礼。于是，毛岸英告别了养育他的祖国以及他最崇敬的父亲，此一别，便再也没有归来。 1950年11月25日，标志着志愿军第二战役开战的第一日，美军飞机对志愿军总部实施了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在此次袭击中英勇牺牲。江青女士比毛岸英同志年长仅七岁。自江青女士踏入毛氏家族以来，她与岸英同志的关系便一直不佳。江青女士曾向我们透露： 毛岸英是主席最为疼爱的孩子，这一点我并无异议，毕竟父爱子之心，人皆共情，无可指责。然而，毛岸英自视有才，通晓文墨，对我却始终抱持轻视的态度，性情暴躁，常常与我争执不休。尽管我年纪仅比他稍长，但在家庭关系中，我却是他的继母。每遇争执，主席总是责备于我，纵容他，因而他对我愈发无礼，尊重之心日渐淡薄。有时，我们相遇，他甚至不愿开口，扭头便走。唉，人已远去，何必再提，那些不愉快的往事，虽不愿再提，却又情不自禁地与你们这些后辈述说，实在是多余。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毛岸英、刘思齐 在踏上抗美援朝的征程之前，毛岸英与刘松林喜结连理，不久之后，刘松林在军队中找到了一份令她满意的工作。两人的感情基础坚实，生活过得和谐幸福。然而，江青与刘松林之间的关系却颇为紧张，刘松林曾坦言，江青自始至终对她抱持着“轻蔑、嘲讽、侮辱”的态度。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 他怒火中烧，在室内来回徘徊，最终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古籍，向松林朗读了一篇描绘树木与河流的浪漫散文：“树木年迈，叶落纷纷，最终缓缓倒下，走向生命的终结；而那一直守护着它的河流，在它逝去之际，亦深感哀伤，渐渐停滞，最终干涸。”毛泽东对松林说，江青对这个家的情感，尚不及河流对那棵大树的情感深厚。 毛岸英对江青冷漠的态度深表不满。在踏上赴朝战场的前夜，他对刘松林叮嘱道：“我一旦离去，你康复之后，每周六务必抽空探望父亲，切不可因我的离去而懈怠。”接着，他又对刘松林告诫：“江青全然只顾着自己，对岸青毫无关照，她并不真心疼爱我的父亲。我曾痛斥过她，若她真的不爱我父亲，那就请她走开，何必在此滞留。你也要小心，此人极重旧怨……” 江青最为反感的，莫过于毛岸青。岸青曾遭受头部重创，导致大脑受损，心理状况长期不佳。毛岸英在朝鲜的英勇牺牲，对岸青的心灵造成了更为沉重的打击，1951年秋季，他甚至曾一度爆发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彼时，他正于中央马列研究所供职，于办公室内与人争执，情绪失控。其父将他唤至中南海，试图以言辞开导，平息其怒火，助其恢复心境平和。然而，江青却对毛岸青怒目而视，严加斥责，并将其拘禁于一间密室之中。岸青的病情因此加剧。不久，他被转送至大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他倾心于一位名叫徐姓的护士。江青对此十分恼怒，坚决反对他涉足感情之事。 江青提出，将岸青送往苏联接受治疗。在莫斯科，岸青再次坠入爱河，恋上了一位苏联护士。出乎众人意料，江青竟然公开表示，岸青应当与这位护士步入婚姻的殿堂。她的意图显然是希望岸青能在苏联安家，以此消除心头的一块重石。即便平日里节俭至极的江青，也慷慨地将项链与衣料送往莫斯科，作为赠予准新娘的礼物。遗憾的是，这段姻缘最终未能修成正果。 
毛岸青、邵华与毛泽东在中南海 江青闻得岸青与刘松林之妹邵华坠入爱河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态度坚决地予以反对。她随即对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进行严格控制，大量信件被扣留，其中一部分更被她付之一炬。 毛泽东察觉后，便致信岸青：“你所寄予我的信件，请勿交由他人代为转达，最好是由松林、邵华或李敏亲自转交给我。”毛泽东口中的“他人”，显然是指江青。在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下，岸青与邵华喜结连理。 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江青与李敏 李敏，出生于1937年冬，陕西延安之地，乃贺子珍女士所出。次年，她随母亲贺子珍远赴莫斯科，共度时日。然而，1941年，德国的铁蹄踏入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直至1949年春末夏初，李敏在母亲的陪伴下，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暂居于沈阳。同年，在姨母贺怡的引领下，她终于得以重返父亲的怀抱，回到了父亲毛泽东的身边。 
李敏、孔令华会见毛主席 李敏的青春岁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里悄然度过。凭借数年的勤奋攻读，她顺利考入了心仪的北师大。伴随着岁月的流转，她与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之子孔令华喜结连理。婚后不久，李敏诞下一名男儿，起名孔继宁。 毛主席总是喜悦满怀，不时地拥抱、亲吻那可爱的小外孙。相较之下，江青对李敏一家态度冷淡，且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挑起争端。经过深思熟虑，李敏向父亲提出迁出中南海的请求。毛主席不愿让他们距离过远，于是李敏与孔令华商议后，决定先迁至中南海内一处较为隐蔽的平房居住。 居住数月后，江青依旧频繁生事。李敏与孔令华遂携子女迁离了中南海。迁出之后，遵照江青的指令，他们持有的出入中南海的证件亦被收回。自此，李敏若欲重返中南海，便变得颇为不易。 据《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述，由彬子编撰： 在“文革”早期阶段，李敏供职于国防科委院校局，而孔令华则在北京航空学院担任助教职位。尽管李敏阅读过父亲撰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她对于这场运动的真实含义仍旧感到困惑。面对“造反派”，她如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你们选择造反，我未必会跟从。难道不参与造反就会被定罪，这又是什么逻辑？” 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 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 韩爱晶在引发北航骚动之际，亦将贪婪之手伸向国防科委机构，将曾于长征途中不幸折断双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掳至北航大会，进行批斗。 李敏与孔令华均坚信这是江青一伙人所为的诡计，遂决定前往中南海向毛主席亲自汇报。历经重重困难，李敏终抵毛泽东的居所。不料，进门之际，她竟与江青不期而遇。 江青一时得意，瞥见李敏后便讽刺道：“瞧，小保皇又回来了！如今正值运动时期，她回来有何目的？难道是想探听内情？” 江青嘲讽李敏的言辞，毛泽东听得一清二楚。他随即从座位上起身，步向门口，招呼李敏道：“成为小保皇又如何？回来了解情况，光明磊落，开展运动却不允许女儿与父亲相见，实在荒谬至极！” 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自毛泽东同志患病直至他离世，李敏女士仅得以与父亲相见三次。 起初，李敏在孔令华所属部队的驻扎地，接到了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毛泽东病情危重的消息，请求李敏立刻前去看望。待李敏匆忙返回家中，欲见父亲时，江青却只允许她匆匆一瞥，随即催促她离开，言道：“主席已经度过危险期，病情大有好转，你先回去吧。”然而李敏不愿离去，坚持道：“此时此刻，我愿陪伴在父亲身边。” “留在此处，若主席出了事，你能否承担后果？”江青语气冷酷而坚决。“你若再如此，我便不再准许你探访。” 李敏执意不愿离开，怒气冲冲地说：“难道我爸爸还需要你劝她吗？” 果然，自那以后，李敏便再无父亲的消息传来，亦无人向她透露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她曾前往中南海门前，恳求得以面见，却未能如愿以偿。 李敏第二次得以与父亲相见，是在她从中央发布的文件中得知毛泽东健康状况的消息后，她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前往中南海门前，请求觐见。这一次，她的请求得到了应允，终于得以见到久违的父亲。 毛泽东卧床休养，疾病之苦侵袭着他，使得他的面容略显憔悴，语声亦显微弱。然而，他的神志却依然清醒。当李敏立于床前时，他紧紧握住她的手，缓缓说道：“娇娇，你来看我了。”李敏轻轻地点了点头。 数日之后，李敏接到了中办的通知，要求她前去看望毛泽东。一辆中办派出的轿车将她载入了中南海的深处。她原本以为父亲病情已有所好转，岂料却得知他已与世长辞，不禁悲痛欲绝，放声大哭。 父亲离世，李敏恳切地希望能为父亲守灵，然而江青却未允准。无奈之下，她只得连续数日排队，融入首都民众瞻仰毛泽东遗容的行列中，步入父亲的灵堂，肃穆地站立，向父亲作最后的告别。 我对彬子的描述进行了详尽的核实，其内容相当真实。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度假期间，某日与李敏会面后，她向我提及： 李敏这孩子外表文静，举止贤淑，对我总是恭恭敬敬，言语不多，然而她内心却深藏心机。国防科委中有一位名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他对我怀恨在心，且反对中央文革，而李敏却偏要维护他，甚至鼓动主席也来保护他。她的这一行为，显然是在针对我。孔令华也不听从我的劝告，这真是让人头疼。我们这个家庭关系错综复杂，我与主席家族成员的相处颇为不易。李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江青与李讷 李讷，出生于1940年8月3日的延安，乃江青所出。江青曾多次向工作人员表达她的观点：“共产党员应以工作为重，不应涉足生育，生育之事非我党人士所宜。我诞下李讷实为一次失策。在她尚未降生前，我本无意抚养她，然主席钟爱孩童，我亦只得顺应其意，将她抚养成人。”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居无定所，生活艰辛，李讷在六七岁的年纪尚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唯有保姆为她启蒙，教她认字。直至抵达西柏坡，她才得以步入小学的校门。迁往京城后，她转入万寿路的育英小学，插班进入四年级学习。李讷聪慧机敏，勤奋好学，成绩斐然。 1953年，我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随后在1959年成功跻身北大历史系。然而，在1960年那个艰难的岁月里，由于营养不良，我全身浮肿，不幸患上重病。为此，我在1961年不得不休学一年。最终，在1965年，我得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彼时李讷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的组长）。在“文革”期间，政治斗争愈发激烈且错综复杂，而《解放军报》作为军队内部的党报，其地位尤为关键。 一位经验尚浅的青年肩负起如此关键的领导重任，不仅日常事务繁重，还需投身于政治斗争，协调各方关系，满足江青的政治要求，其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李讷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身体状况明显下滑，食欲不振，即便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也难以安眠。 
毛主席与江青、李讷于延安相聚。 1967年10月的伊始，我便被分配至江青身边工作。当时，江青居于钓鱼台11号楼，而李讷亦同住于此，她的住处与我之办公室及宿舍仅一墙之隔。我较她年长两岁，她常亲切地称呼我为“杨大哥”。她对工作人员的态度颇为尊敬。 那日，她听闻母亲唤我“小杨”，便戏谑地以“小杨”称呼我。不料母亲却予以斥责：“肖力啊，我固然可以称他为‘小杨’，但你却不可如此。他毕竟比你年长两岁。”自那以后，她时而以“杨大哥”相称，时而尊称“银禄同志”，亦或是亲切地叫作“老杨”。 江青的办公室配备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前一部，而我所在的办公室与宿舍共用一部。 李讷的宿舍虽无电话之设，然而她身担解放军报社总编重任，报社诸多重大事宜需向她请示汇报，而她亦认为任何重要事项均应通报报社，因此，她时常来到我的住处，或是接听或是拨打电话。 情绪低落时，她有时会在电话中对对方发火。她担心母亲会听到通话声，因此每次接听或拨打电话时，都会将房门紧闭，通话时间往往相当长。待江青入睡之后，我便迅速整理文件资料，关紧房门入睡。通常情况下，我刚刚躺下，李讷的电话铃声便在屋外响起，她要进我的房间来通电话。 “请进。”她通话的时间，短则十分钟，长则超过一个多小时。夜间办公的江青，常在深夜时分多次打扰，一个晚上有时会来四五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让我也渐渐陷入了神经衰弱的困扰，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来入眠。尽管我嘴上不便直言，内心却是极度的烦闷。 
杨银禄 随后，我鼓起勇气向汪东兴提出，希望为李讷安配置一部电话，并协助她将宿舍从一楼搬迁至二楼。汪东兴迅速应允，并亲自出面说服她接受搬迁。李讷对此表示同意。为了给她提供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我们安排了房间清扫、家具布置以及电话安装等工作，期间，我们邀请她暂居于丰泽园。 李讷离去后，趁着江青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空档，我们迅速将李讷的居所打扫整洁，布置了家具，并完成了搬迁工作。我特地派人前往中南海，将新宿舍的钥匙亲手交到了她的手中。遗憾的是，我未能事先为她安装电话，这在安排上显得不够周全。 两天后，李讷拨通了我的电话，好奇地问道：“是你让我去找汪叔叔，让我搬家的事吗？”我回应：“正是如此。”“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是嫌我烦，想要让我离你远些吗？”李讷继续追问。我耐心地解释道：“并非如此，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你的关心。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居住，那里较为宁静，你身体不适，睡眠质量不佳，楼下人声鼎沸，会影响你的休息。” “你能否在近期抽空回来一趟？想请你过目一下家具的摆放是否得当，还有电话该安装在哪里？” “我不会交出钥匙，也不会打开门，更不能破坏锁具，你必须在今天之内为我安装好电话，这是我的指令。” 
11966年8月18日，李讷女士陪同毛泽东主席于天安门城楼隆重接见了红卫兵。 在“文革”动荡的岁月里，李讷的性格和对待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经历了显著的转变。我首次听闻她如此不讲理的言论。我直言不讳地指出：“肖力同志，作为毛主席的子女，您如今身居要职，怎可如此失控，违背常理？我们年纪相仿，您为何不懂得尊重他人？” 她稍作停顿，然后轻声说道：“我可能有些无理取闹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回应道：“若你继续如此，我可能得考虑向上级反映情况。”她急忙制止：“请不要这么做，我不想让父亲知道。”见她态度有所缓和，我温和地提议：“那我们就先不谈这个，等你方便的时候，请抽空过来，以便我们尽快完成电话线的安装。”她点头答应：“好的，我之前的言行确实不当，请不要介意，我心情不佳，向你道歉。” 我并不责怪李讷的无理举动。我深知她那时的困境：工作量繁重，压力巨大，江青不仅未能给予她足够的母爱，还频繁指示她做这做那，她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此外，那时她已29岁，仍未找到伴侣，江青对她的婚姻问题关注不足。鉴于江青的猜疑心重，反复无常，又有谁敢为她介绍对象呢？ 众人对她多持表面应付，避之不及，李讷所承受的困扰不难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母亲的江青并未关注女儿的身体健康，反倒是热衷于权力的掌控。在她的提议下，李讷曾先后任职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要职。 1970年夏季，李讷的神经衰弱症状愈发严重，身体状况几近崩溃。在中央办公厅领导的建议下，并经毛泽东与江青的批准，李讷被安排至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那里，她得以一边休养，一边适度参与劳动锻炼，以此达到舒缓神经、改善睡眠、提升食欲以及增强体质的目的。 中办五七学校的众多学员都熟知李讷，对她敬重有加，关怀备至，连队的领导亦对她格外关照。然而，李讷自律甚严，与众人一同劳作、共餐、休憩，毫无畏难情绪，不怕脏累，常常汗流浃背，泥泞满身。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和谐融洽，赢得了各方的一致好评。数月之后，李讷的神经衰弱症状显著减轻，睡眠质量提升，食欲大增，体质亦明显增强。 1971年春日某日，毛泽东与江青收到一封来自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姻亲曹全夫（毛远志之夫君）的信件。信中提及，李讷在五七学校的生活颇为顺利，受到了充分的锻炼，并且已在该校觅得一位伴侣，名为小徐，乃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职员，亦于五七学校参与劳动。这位同志身体强健，政治立场坚定，年纪略逊于李讷，其父为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背景纯洁无瑕，个人品质亦佳，目前两人感情和睦。若主席及江青同志予以同意，他们计划不久后登记成婚。 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孩子的婚姻应让孩子自己作主，我们不宜加以干预。”江青阅读信件后，沉默不语。鉴于主席已明确表达立场，即便江青持有异议，她也难以提出不同意见。此信在办公室搁置数日，江青始终未作出回应。 “在她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请你提醒她予以批阅。”我点头答应：“好的，我将立即去提醒她。” 抵达江青的办公场所时，她正审阅文件。得益于昨晚的充足睡眠，她并未显得焦虑不安。我询问道：“江青同志，您是否已审阅了曹全夫同志的信件？据汪东兴同志电话告知，李讷正等待您的回复。” 此刻，江青将手中的文件猛地掷于茶几之上，愤懑地言道：“李讷这孩子，对待婚姻大事竟如此草率，找男朋友竟未与我们商议，也未征求长辈们的意见，擅自作主，真是‘儿大不由父’啊！男子大了自然应当成家，女子大了也应嫁人，随她去吧。”言罢，她拿起笔，在她的名字旁画了一个圈。 搁下手中的笔，她猛地掷出一封信，急切地问道：“小杨，你对这位小徐有所了解吗？他的近况如何？若你有所知情，务必告知，隐瞒不报可是欺君之罪！快说！”我回应道：“我对小徐并不熟悉，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曹全夫同志身为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所提供的信息是代表组织立场，应当对其言辞予以信任。” “是的，曹全夫同志不仅是我们的校长，还是我们家族的一员。正因为我对他的话语深信不疑，所以我认为他与李讷并不相配。两个家庭的背景悬殊，他们的教育水平及职位级别也有很大差距，我难以相信他们能有共同话题，能够长久相伴。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呢？”江青询问道。 我言：“情谊之道，似水般流转，无所不包。固然，江青同志的观点不乏道理。然而，追求完美和谐实属不易。愿望虽美好，但心之所想，往往难以在现实之中得以成真。” “这并非仅仅是说得有理，而是绝对正确。不信你就拭目以待，只有出了问题才显得不寻常。”江青不悦地回应道。我心想：哪有母亲会希望自己的子女婚姻出现问题的呢？ 一周之后，李讷与徐先生满怀喜悦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仪式简约而不失庄重，双方的家长均未出席。在结婚之际，毛泽东同志特地派遣人手，赠予李讷与徐先生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婚礼的纪念。仪式的筹备由曹全夫先生一手操持，食堂精心准备了简单的两桌宴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亦莅临现场。众人共进美餐，品尝糖果，轻吸香烟，便完成了这简单而朴实的婚礼。 恩爱的新婚夫妇于婚后踏上了北京之旅，以丰泽园为家，共度甜蜜的蜜月时光。然而，或许是南方与北方的气候差异让李讷难以迅速适应，又或是婚后的生活让她感到些许不适应，她频繁地感冒发烧。江青借此挑起事端，质疑小徐的身体状况，质问为何李讷总是发烧不止，并下令小徐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经检查，结果显示小徐的身体并无大碍。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记下几个电话号码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为了方便联系，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本电话号码簿。若您对他有所疑虑，不妨通过组织与他进行沟通。您可以提醒他，出于对电话号码信息安全的考虑，尽量避免用笔记记录，并强调保密的重要性。李讷与小徐的婚姻生活刚刚起步，此时将他们分开，恐怕并非明智之举。若您觉得小徐存在问题，那么教育应当是首要手段，频繁动用组织措施，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你只是我们家中的一名小小职员，你并无资格发表任何意见。” 我的看法和对小徐的处理，纯属我家内部事务，外界人士无权置喙。你若觉得他是个好人，请出示证据。而我坚信他品行不端，有间谍嫌疑，证据确凿，电话号码即是明证。请立即将春桥同志召至我处，我有要事需与他商议，以便在听取他的意见后做出决断。此处无需你发表意见，更无权对我指手画脚。 张春桥行动迅速，仅用十分钟便抵达了钓鱼台10号楼。我引领他步入宽敞的大客厅后，随即退出了。至于他们交谈了何事，我无从得知。然而，他们很快便达成共识，决定将小徐送往石家庄铁道学院深造。 表面看来，此决定并无不妥，送小徐深造无疑是一项积极的举措。然而，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却令人匪夷所思——旨在让李讷与小徐各自一方，削弱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为即将到来的婚姻破裂铺路。面对新婚燕尔的李讷和小徐，此举无疑给李讷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楚。李讷性格刚毅，宁愿忍受痛苦，亦不愿向母亲低头求助。自此，李讷与小徐便永别了。 李讷，命运多舛，竟意外发现自己怀有身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加之心灵的巨大压力和身体的痛苦折磨，使得她的神经衰弱愈发严重，情绪起伏不定。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日足不出户，食欲不振，夜不能寐，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来缓解症状。与此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的敬畏与尊重，到如今的不理不睬，她开始挑剔母亲的一切行为，不愿倾听她的话语，甚至时常在见面时引发争执。 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1972年伊始，正值“批林整风”运动之际，江青突然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发起攻击，同时亦有所指针对汪东兴，其势猛烈异常。某日深夜，江青假借参观八一电影制片厂之名，约请了在京的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抵达八一厂时，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均已入睡。江青随即下令，将他们从被窝中唤醒，召开了一场针对全体演职员的大会。 她并未涉猎电影艺术，而是深入探讨“批林整风”的深远意义。她的讲述围绕着一个中央办公厅的丑恶人物展开，此人名叫王良恩，并非周恩来总理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他曾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颇大。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的问世，他也被牵涉其中，而这完全是由江青强加于他的罪名。 王良恩难以承受这股政治压力，含冤而终。那日清晨，汪东兴来电，语气沉重地说：“糟糕至极，王良恩同志不堪重负，选择了以死明志。江青同志醒来后，请你转告她。”我遵命向江青汇报，她却喜形于色：“妙极！这恰恰证明了王良恩此人有问题，他这是畏罪自杀，死得其所！” 此后，批王简报如潮水般接连不断。一日，江青命我将六期批王简报送往中南海，呈交给李讷。我抵达丰泽园李讷的住所，只见她正焦躁地在室内来回踱步。见我到来，她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询问：“你又是受江青之命来此打扰我。我并非无所不知，何须劳烦你这位杨大秘书大驾光临？” 我调侃道：“这到底是你的谦逊之举，还是对我有所指摘？”李讷带着疲惫与红肿的眼神瞥了我一下，回应道：“我只是在开个玩笑，针对的是她，并非针对你。不必太过认真。”我轻松地笑了笑，接着说：“那就别拿玩笑当真了，你妈妈让我给你带来一些简报，你看看吧。” 李讷接过文件，匆匆浏览了标题后，怒气冲冲地高声喊道：“这玩意儿给我看有何用？”话音未落，便将文件从窗户掷出，散落至院中。我急忙说道：“李讷，即便你不欲细读，也请别随意丢弃，万一遗失若干，我难以向人解释。”李讷回应道：“告知他们，今后无需再送此类杂乱无章的文件给我，我对此早已不胜其烦。” 起初，我对她的烦恼感到困惑：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让她心生厌烦，还是江青不断推翻领导人让她苦不堪言？在三月底至四月初的一个凌晨三点，李讷抵达钓鱼台江青居住的10号楼，迫切希望见到江青。江青刚入睡，门口值班人员告知：“江青同志正在休息，此刻不宜打扰。”然而，李讷并未理会劝阻，坚定地往里走去。 我对李讷说道：“江青同志近期出现了植物神经紊乱，睡眠质量不佳，这您是有所了解的。若此刻打扰她，恐怕她今晚便无法安眠了。若她因此怪罪，我们恐怕难以承受。还请您立刻返回，待她醒来后，我会告知她，提及您晚间曾前来探望。若她同意您前来，我会立刻通知您，再次感谢您的配合。若不然，我们恐怕会陷入困境。” 李讷言道：“你担忧她夜晚难以安眠，却未曾关心我亦难以入眠。你只需吩咐护士给我几颗安眠药，我即刻便离开，免得给你们增添麻烦。”按理，李讷若无法入睡，给予她安眠药本无过错。然而，江青曾下达严令：“李讷所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过大，且她目前正身怀六甲，未经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再给她安眠药。若有人未经我同意擅自给予她安眠药，将依法严惩。” 面对江青的指令，我们不敢有丝毫违背。因此，我对李讷说道：“江青同志曾明确指示，若无她的具体指令，我们不敢擅自将安眠药提供给您。请您稍作忍耐，待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将即刻去请示。还请您谅解，我们实在是迫不得已。” “让开！我要进去！” 今晚李讷若不见到江青，恐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遂上前劝慰道：“请息怒稍待，我会先请护士进去唤醒江青同志。”李讷急促地喘息着，不耐烦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内走出，告知：“江青同志已被唤醒，并同意李讷前来。” 李讷面色平静，步履匆匆地踏入室内。我环顾四周，时间已是凌晨四点。李讷刚踏入不到十分钟，江青便焦急地拉响铃声，呼唤秘书、警卫员及护士。我们困惑于江青卧室中究竟发生了何事，急忙跟随进入。只见江青身着睡袍，坐在床榻之上，李讷则坐在地毯上，两人均显得气喘吁吁。 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这是我首次目睹她们母女俩公开争执。在众目睽睽之下，江青深感自身的母仪风范尽失，更觉得那曾经高高在上的“伟大旗手”之尊已不复存在。她怒斥李讷：“立刻给我从这里离开！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彼时，李讷已怀胎七月有余，腹部隆起，坐在地毯上，呼吸急促，口中念念有词。江青对我们高声斥责道：“你们还愣在这里看什么？莫非是在欣赏我们家的闹剧？这等光景有何可看？还不快将她带走！” “不，不给我安眠药，我绝不离开。”她的语气坚定无比。江青声音颤抖地说：“将她带出去，无需与她多言。” 李讷身材魁梧，体重较重，我们三人合力也难以将她搬动。于是，我们召唤了两名小伙子，并搬来了一把宽敞的椅子，将她缓缓抬至椅上。在三人分担抬力，另一人辅佐之下，历经一番努力，终于将她安置于门厅。经过长时间的耐心劝导，她才勉力坐进车内，离开了。 登车之后，她深感从中南海匆匆赶往母亲处索要安眠药却未能如愿，返程至中南海后更是难以入眠。无奈之下，她决定设法再取得几片。车辆行驶至约一百米远的弯道时，李讷毅然决然地跳下车，坐在马路边不再前行。无论司机贾德祥如何劝慰，她都不为所动。面对此情此景，小贾束手无策，只得再次跑回10号楼，将我们召唤过去。 在这春寒料峭之际，凌晨的气温更是刺骨寒冷。一位孕妇孤零零地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令人见之心生怜悯，何况她还是毛主席深爱的孩子。李讷见我们到来，便带着一丝俏皮地说：“她心肠如此狠辣，不肯给我安眠药，你们也如此坚持原则，真是不知变通。今天若不给我药，我便誓不罢休。” 我回应道：“目前您正怀着身孕，过量服用安眠药对胎儿不利。请您先行回家，待江青同志醒来后，我们再向她进行汇报。她曾下达严令，禁止为我们提供安眠药，我们对此命令不敢有丝毫违背，还请您理解我们面临的困境。” 李讷感慨道：“你的话我认同，我也能体会你们的立场。然而，又有谁能真正理解我的处境呢？除非提供药物，否则我不会离开。”面对这一困境，我们束手无策，我只好匆忙回到10号楼，鼓起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拨通了电话，向他说明了情况，并请教该如何应对。 “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之间的关系演变至此，实在出乎我们的预料。若我此刻同意给她安眠药，一旦江青同志得知，恐怕会责怪我，我该如何解释？再者，若李讷服用后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无法同意她的请求。还请您劝她返回中南海，待天明后再做商议。” 我立刻感到焦虑：“她若不答应，便不肯离开，若在街头久坐，恐怕会有不测，给她一些安眠药，将她送走似乎是个简便之策。若是江青同志追究责任，我和你一同承担。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 张耀祠面露难色，最终不甚情愿地开口：“那就给她几颗吧。”我感激地说：“张主任，您已经安睡，我竟在此打扰，实属过意不去。”张耀祠笑着回应：“不必客气，你们也是通宵未眠啊。”我立刻指示护士为李讷准备了三颗安眠药，不一会儿，李讷便安静地离开了。 李讷离去后，江青再度沉入了梦乡。醒来时，她如同往日般完成了洗漱，享用早餐，随后前往办公室审阅文件。铃声响起，她唤我入内，并未询问李讷离去的详情，反而严肃地说：“你们要记住，我入睡极为不易，除非主席有事相召，否则无人能打扰到我休息。” “当然记得。”我应声。“李讷突然来访，你为何要把我吵醒？昨晚你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竟然让一个孩子深夜闯入我的房间喧哗，你打算如何解释这行为呢？” 我阐述道：“李讷因失眠前来寻求安眠药，遵循您的指示，我们未能满足她的请求。她情绪激动，试图闯入您的卧房，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她阻挡。若她真的闯入，恐怕会令您大吃一惊。由于我无法说服她离开，只得请护士唤醒您。请您对我进行批评，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此事与同事无关。” 江青晃动着脑袋，语气坚决地说：“罢了，罢了，既然是首次犯错，以后切莫再犯。传令下去，自今日起，李讷不得踏入钓鱼台，亦不得进入我居住的楼宇，我不想再见到她。若有谁敢擅自放她进入，我便追究其责；任何敢于违抗我命令的人，我必将严惩不贷。”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指令迅速下达至钓鱼台各入口，守卫与值班人员均一丝不苟地执行。某日，李讷果真抵达钓鱼台东侧大门，却遭守卫拒绝入内，称此乃上级所令。她回应道：“我乃江青之女，母女情谊尚未断绝，我来探望母亲，岂容阻拦？你们的上司又是何人？我要去找她！” 卫兵无奈地坦诚相告：“此事乃江青同志的指令，当前不得让您进入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上级的号令，还请您谅解。”李讷怒气冲冲地回应：“谅解？又有谁能真正体会我的心情呢？我看若有人胆敢阻拦，我必与之抗争到底！”言罢，她径直向前走去。在这种形势下，又有谁敢阻拦她呢？ 江青与李讷每次见面都争执不断。江青屡次向我们追问：“究竟是谁将李讷带入了钓鱼台？”我坦白回应：“实在是无法阻止，哨兵也不能采取武力手段。”面对我的回答，江青只能无奈地叹息，身体不自觉地冒出虚汗。 1972年五月，李讷喜得贵子，婴儿健康无恙。我将这一喜讯告知江青，但她并未流露出喜悦之情。她既未询问母子二人健康状况，也未表示要亲自探望，只是轻轻点头，回应道：“知道了。”我见状，便打趣地说：“李讷添丁进口，江青同志如今成了外婆，难道不感到欣慰吗？” 江青语气平淡地说道：“生育子女，于我看来并无什么值得喜悦之处。身为共产党员，育儿并非雅事，此乃非党员之职责。党员一旦生育，便如同在脖子上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生育子女越多，枷锁亦越沉重。对党员而言，生育非喜，实为忧。至于我家的女儿，她生下孩子后，竟不让我称她为‘姥姥’，这称呼听起来多么刺耳。‘姥姥’二字，意味着‘老’，她也不愿称呼我为‘外婆’，只愿我称她为‘奶奶’。至于对我的丈夫，她更是不称‘姥爷’，而是直呼‘爷爷’。” 李讷喜得贵子，心灵得到了慰藉，仿佛脱胎换骨般喜悦。孩子满月之际，她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钓鱼台探望我们，并带来了丰厚的喜糖。与我们的愉快交谈后，她才告别离去探望母亲。大约十分钟后，母女俩一同现身，却未见喜悦之色。那时，我们对于江青的心情感到困惑：女儿新添贵子，为何不露喜色？ 李讷失去了母爱的庇护，又缺乏丈夫的体贴关怀，孩子又是她的沉重负担。因此，她的精神状态并未能持久保持，不久便陷入低谷，这一次的跌落更为严重。以至于连日常生活的自理都变得困难重重。为了照顾孩子，她不得不将年幼的儿子送至幼儿园，由警卫战士负责接送。儿子放学回家后，便与警卫战士同吃同睡。那孩子长相俊美，聪明伶俐，言辞表达尤为出色。 一日归途中，他瞥见一名孩童脚蹬小皮鞋，手握冰棍，稚嫩的小脸仰向一位解放军叔叔，轻声说道：“叔叔，我不吃这冰棍，省下钱来我也想买双皮鞋。”显而易见，孩子心中既渴望品尝冰棍，又梦想拥有皮鞋。那位警卫战士，尽管津贴微薄（新兵每月仅得六元），仍慷慨地用自己五分钱买来冰棍，孩子迫不及待地接过，连声道谢。然而，他并未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而是小心翼翼地用舌头舔食，那份珍惜与无奈，令人心生怜悯。 李讷因病无法亲自照看孩子，这一点江青心知肚明。然而，对于这个外孙，她却置若罔闻，更谈不上关怀。从出生到成年，这个外孙从未得到她的一丝关爱，甚至连一次拥抱都未曾拥有。她对徐家的孩子也抱有轻蔑的态度，同样瞧不起李讷与徐家的孩子。 
李讷与王景清 李讷如今享有美满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名为王景清，他体格强健，性格忠厚老实，性情纯朴，对家务事勤勉操持。李讷身体略有不适，但王景清对她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这对夫妇感情深厚，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亦关怀备至。 昔日，李讷所居之地与签约医院相隔不远，就医颇为便捷。然而，迁居后，住所与合同医院相去甚远，求医需先搭乘地铁，继而换乘公交。如今，李讷体型偏胖，上下车实属不易。 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央领导特地安排了一辆小型轿车供李讷使用，虽非专属，却确保了她的出行需求。此举有效缓解了她就医时的交通困境。对于组织的关怀与关照，李讷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系毛泽东主席之幼弟毛泽民与朱旦华的嗣子，于1941年2月降临人世，出生在新疆之地。遗憾的是，1943年9月，毛泽民先生在迪化（现名乌鲁木齐）遭遇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暗害。彼时，毛远新尚在襁褓之中，仅两三岁光景，便与母亲共度囚徒生涯。 1945年夏日，朱旦华携四岁稚童毛远新踏至延安。至1951年，毛远新得以亲近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视毛远新如己出，悉心呵护与栽培。毛远新的青少年时光，便是在101中学的校园里度过的。 他于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继而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该校的杰出学子。1965年，他毕业后，秉承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毛远新选择投身于云南的防空导弹部队，真正地成了一名专业的炮手。 
毛远新 1966年9月，毛远新重返北京。应毛泽东之邀，他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并被期望全面参与某单位“文革”的全程。随后，他前往哈尔滨，投身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文革”浪潮，并牵头组建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由此成为了当地红卫兵的领军人物。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他荣任副主任一职。此后，他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以及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三次担任联络员的职务：一次是作为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另一次是负责处理东北地区两派矛盾的联络员，而最后一次则是担任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鉴于毛远新在东北与北京两地均有要事在身，他频繁穿梭于两地之间。抵达北京时，他多选择住在钓鱼台江青的居所。他待人亲切，态度温和，能与工作人员和谐相处。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彼此间关系融洽。 某日，他戏谑道：“我来教你们一句英语，‘三头牛，没有马骑’。”此言一出，“非常感谢”的含义顿时变得趣味盎然，众人皆被他逗得笑声连连。每逢他踏足北京，总会携带自东北而来的糖果，慷慨地分发给在座的朋友们。 某日，他自发提议与我进行一场扳手腕的较量。他右手臂的力道颇为强劲，结果我败下阵来。然而，作为左撇子，当我改用左手时，他却不敌我手。一番激战后，我们均气喘吁吁，紧接着却又相视大笑。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冷时热。据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阎长贵所述，在毛远新担任处理东北两派问题联络员期间，某日清晨，江青遇见了毛远新，随即对他大加赞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笑着说道：“你是个好孩子，留下来担任联络员是极好的，一定要好好干！” 临近1968年岁末与1969年初之际，江青心生疑窦，她怀疑自己居住的11号楼中藏有窃听设备。然而，她并未将此情告知我们中的任何一人，仅是悄悄派遣毛远新对楼内各个隐蔽角落进行秘密巡查。某日，江青外出参加会议，毛远新手持手电筒、携带小锤子与小钢锯，悄无声息地攀至二楼顶棚进行检查。 “里面有人吗？”却无人应答，只见手电的光芒在空旷的空间中闪烁。 他再度提高嗓音，直至回声响起：“是我，正在进行安全巡查，请勿慌张，一切安好，请退下。”确认是毛远新的声音后，他这才安心离去。毛远新对现场进行了连续两三天的细致检查，却并未发现任何窃听装置。这一事件反映出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信任度极低，相比之下，她对毛远新的信任则显得尤为明显。 江青性情多变，偶尔亦在对待毛远新的态度上显现。某日，她归家途中，刚踏入楼门便询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目前是否在此居住？”孙占龙回应：“近期李讷并未在此，倒是毛远新在此暂住。”江青不悦地斥责：“他怎敢擅自住在我这里？” 当时毛远新正暂居于江青的居所，他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苛，自觉性也极高，从未给工作人员带来任何不便。他常常会主动前往钓鱼台的机关食堂，与普通职工一同排队就餐，毫无特权之态。某次，他因故晚归，食堂的饭菜已经售罄。江青的厨师程汝明便利用江青未食用的米饭炒制了一盘米饭，再用江青舍弃的蛋黄调制了一碗鸡蛋汤。 理应而言，若孩子归家迟至，无处觅食，临时借用大人留下的残羹剩饭，于情理之中，何况此等便宜微不足道。然而，江青闻讯后，却对程师傅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要求他在党支部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迫使其进行检讨，且明确下令：“此例不可再犯！” 程师傅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执意不肯撰写检讨书。我担心因小失大，若事情进一步扩大，难以妥善处理，于是竭力劝说他草拟一份看似敷衍了事的检讨，以平息风波。然而，程师傅依旧坚决不肯妥协，拒绝执笔。江青催促我交出检讨，而程师傅的固执将我置于两难境地，使得我们三人皆感尴尬，无法自拔。 我温和地对程师傅表达：“程师傅，您的做法完全正确，毫无瑕疵。您对江青的了解远胜于我，既然如此，我们不妨遵循‘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为了主席的颜面，暂且忍受些委屈。您不也常以此语劝诫我们吗？若您觉得撰写有难度，不妨让我来代笔，您只需誊写一遍，我将稿件转交给她，这样如何？”程师傅最终点头同意。 江青握紧检讨书，高举过头宣称：“若非我要求他撰写此检讨，他恐怕难以铭记。若他今后再犯同类过失，我将此检讨公之于众，作为再犯的明证。大家明白，再犯者罪责将加重！程师傅追随我多年，素无过错，此次过失尤为严重，若不提交检讨，恐无法通过此次考验！” 毛远新自幼便在毛主席与江青的身边成长，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在常人看来亦是理所当然。他偶尔在信中亲昵地称呼毛主席为“爸爸”，江青为“妈妈”。在多数人眼中，这样的称呼并无不妥，然而毛主席却曾对此提出过批评。 ‘远新担任省委书记多年，在政治局上我们互称同志，回到家则随他喜欢叫什么就什么。’” 江青曾就主席及其家庭之事与我交谈道：“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此言不虚。家家都有各自的难唱本，家庭小有琐事之扰，大则面临重重困境。我们这个家，是由主席多任妻子所生子女共同构成的，毛远新亦身处其中。要使家庭和谐，不让主席分心或尽可能减少他的忧虑，让每个人都无异议，实属难上加难。我唯有竭尽全力。” 她补充道：“在大多数家庭中，父亲严苛，母亲慈爱，而我们的家庭却与众不同，情况恰好相反，是母亲严苛，父亲慈爱。在思想、工作和生活各方面，我对孩子们的要求都极为严格，批评多于表扬，指责多于对话；而主席对他们则显得更加宠爱和宽容。因此，孩子们更愿意向主席倾诉心声，而不愿向我吐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