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帝国而言，科举制不仅是人才选拔的机制，更是凝聚知识分子心志的策略。其核心在于以官位为诱因，促使四海之内的学子们依据朝廷的期望，在思想与行为上进行自我调适，通过批量式的“人才”产出，以保障政权的稳固。一旦废除科举，这标志着传统的治国之术已显疲态，亦预示着清帝国的传统统治模式行将走到历史的尽头。

本文摘自《友朋说》，原名《科举选拔并非官僚阶层的主流渊源》。

1905年，爱因斯坦公开发表了其关于相对论的开创性论文。与此同时，清廷内部亦波澜迭起，诸多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其中，五大臣启程赴海外考察各国政治，行前却不幸遭遇刺客袭击；而同盟会则在东京隆重召开成立大会。在本年度，清帝国朝野最为震撼的事件，莫过于科举制度的最终废止。

科举废除

对于清帝国而言，科举制度不仅是一项选拔人才的机制，更是维系知识分子忠诚与归属的重要策略。科举制的核心在于以官位为诱因，诱导四海之内学子依循朝廷意志，对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塑造，进而通过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所谓的“人才”，以确保统治的稳固与长久。废止科举制度，标志着这一古老的国家选拔机制已然失效，同时也预示着清帝国沿袭已久的统治模式即将走到历史的尽头。

科举，乃一项旨在统治手段中分旗布令的重大举措，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始，便拉开了其历史序幕。(605)设进士科，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正式颁发圣旨，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一制度自诞生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绵延了长达1300年之久。该制度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惊人的持久力，乃在于它构筑了一个诱人的幻梦：一条通向成功的阶梯向所有人敞开，给予每个人跻身体制、成为统治阶层一员的可能。

之所以将这种上升通道视为幻象，乃是因为科举选拔士人并非官僚阶层的主要吸纳途径。此情形在清代如此，而在之前的各个朝代亦然。

谈及唐代，据齐陈骏的推算，每三十年间，官僚体系的总数约为19000人，而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仅有3100人。若将这3100人视为入仕为官的群体，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在整体官僚阶层中占比仅为16%，剩余的80%以上则属于非科举出身。倘若将胥吏也纳入考量，科举出身的官员所占比例更是降至不到1%。

再观宋朝，据嘉定六年。(1213)根据统计数据，科举出身的官员仅占全体官员的26.1%，这一比例远低于“恩荫出仕”的56.9%。需注意的是，此统计数据仅涵盖“官”职，未将“吏”职纳入考量，若将“吏”职也纳入其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将更为低微。

至于元代，科举取士不过徒具形式，不妨借鉴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的观点：“(元代)“科举选拔人才，其中能脱颖而出者寥寥无几，仅占万分之一。”自元代建国至今已历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同期文官中所占比例，未曾超过3.88%。

郭培贵在研究中指出，明朝时期的官吏选拔机制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还包含了荐举、学校教育以及吏员等多重途径。特别是在洪武年间，荐举一度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从洪武至景泰年间，非科举出身的“七卿”中，有高达57.6%的比例源自荐举。进入永乐和宣德时期以后，国子监学生进入仕途的人数也显著增加，数量上超过了科举出身者；而科举选拔，在挑选高级和重要官员的任用中，依旧保持着绝对的甚至可以说是垄断的地位。

审视清代历史，何炳棣的研究揭示，“至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员中，高达51.2%是通过捐资途径获得官职”，换言之，以金钱换取官位的现象已超越了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剩余的48.8%官员，并非全然源自科举出身。一项针对湖北省及山西的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数据显示，仅有3%至4%的“士”字辈人口。”(生员)通过科举取士，个体得以实现从体制之外向体制之内的顺畅流动。

科举制度作为统治工具的核心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一名言，早已广为人知。然而，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似乎科举的宗旨在于选拔“天下英雄”进入统治阶层，借助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共同缔造盛世。相较之下，朱元璋与慈禧的言论则显得更为精准。

朱元璋曾言，“治理天下之道，莫过于推行科举”。天下英才，若不得一试，日久必生怨愤。那些心怀怨气之人，便借此而起。科举之用，便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等看似无用的学问，将心怀怨气者束缚于考场之中。

慈禧太后与明太祖朱元璋的见解不谋而合。自戊戌变法之后，兵部尚书荣禄上呈奏折，倡议对武举制度进行革新，提议摒弃传统的冷兵器项目，转而考核与火器相关的知识，同时废止对古老《武经》的默写。然而，这一改革建议终因慈禧太后的懿旨而遭驳回。御旨中言，“科举之设立，实则旨在为士子铺设进阶之途”，其核心宗旨并非单纯选拔人才，而是为有志之士开辟一条通往官场的途径，武举亦然。实则亦属幻影，在清廷军队中，由行伍出身者数量远超通过武举选拔者。至于军事人才的培育，则属于“营武学堂”的职责所在。因此，各级武举考试依旧沿袭旧制，通过马步箭、弓刀石等项目进行分别考核；一旦武进士被录取，便会安排他们前往地方部队及神机营中，以实践操作枪炮。

不单是朱元璋与慈禧，进入晚清时期，体制内的人士普遍认知到，科举制度的本质并非在于选拔“天下英才”，实则在于束缚甚至压制“天下英才”。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上呈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中，明确指出科举制度的存在“阻碍学堂，误人才”。只要科举制度不废止，读书人便存有侥幸中第的心态，不愿深入学习真正的知识和学问，导致新式学堂“绝无大兴之望”。正所谓:

欲图振兴时局之艰困，务必从普及教育入手；而欲实现教育之普及，则需首先废除科举制度。

在同一天，清朝朝廷发布御旨，宣告“自丙午科起，全国范围内的乡试和会试皆予暂停，各省份的岁试与科试亦同时废止”。

科举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日俄战争“两害相较”

为何在1905年，深谙“科举制度仅为士子晋升途径”的慈禧太后会决定废除这一选拔机制？

众多地方督抚联合上书，施加压力，这显然是关键因素之一。自“庚子之乱”以来，袁世凯、张之洞等众多人士便持续不断地上奏，要求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更深层次且更为直接的原因，实则源于日俄战争引发的严峻危机。

日俄战争

《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时代背景的重要性：

近年来，诸多国家期望我国进行革新，力促我实施变法，却常质疑我国束缚于旧有习俗，对我持观望态度，不时予以诮讽。

众人心中怀有疑虑，对轻慢之态仍未有所改变。转眼间，日俄和议得以确定，我国的局势愈发岌岌可危。此刻，唯有采取非常之举，方能化解众人的疑虑，消除积聚已久的愤懑。

日俄两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我国领土上爆发冲突；清政府不仅无力加以遏制，甚至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1904至1905年间爆发的日俄战争，对国人造成的羞辱之感，其程度丝毫不逊于1860年的“庚申之变”以及1900年的“庚子之变”。伴随这种羞辱而来的，是对清朝政府合法性的广泛质疑与尖锐批评。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远在那时，《大公报》便已发表文章预言：

若甲午战前，我国积极进取，力求强盛，又怎会遭受甲午之败？若非甲午之败，又怎会引起各国对我国的不屑？甲午战事后，我国若真心致力于治理国家、积极推行变革，又怎会有庚子年的灾难发生？若非庚子年的灾祸，又怎会有俄国领土不归还的纷争？若非俄国领土不归还的问题，又怎会有如今俄日两国挑衅的行为？

类似的指责，在1904至1905年的报刊媒体上屡见不鲜。在《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当此之际，唯有采取非凡之举措，方能化解众人的疑虑，消除积久之愤懑。”（此刻，唯有实施一系列特别重大的改革措施，方能充分展现朝廷改革的坚定意志，同时有效化解各方累积已久的疑虑与不满。）即针对此责备。

事实上，按照慈禧太后最初的规划，兴办新式学堂与维护科举制度应并行不悖——前者致力于培养能拯救国家危亡的技术人才；后者则致力于塑造能挽救朝廷衰亡的意识形态。四书五经，忠君尊孔。这便是晚清科举改革虽历经数十年之呼吁，然而步入20世纪，改革仍维持着双轨并行之势。在1903年的武昌府试中，考生们面临的一道考题，便是就“废除科举”与“兴办学堂”之间的两难境地，各抒己见，畅谈己见。

科举之路较学堂更为便捷，然而学堂入仕却颇为艰辛。若废除科举，学生是否能够全身心投入学习？近期观察日本游学和上海的学生，多有放荡不羁、不遵师教、不勤奋学习之态，学生真的可靠吗？那么，负责教育事务的人若不废除科举，恐怕难以实现国家的自强。如果不惩戒这些学生，自由散漫的弊端将愈发严重。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需深思熟虑，并畅所欲言。

主旨清晰直白：若不废除科举制度，便难以真正选拔出杰出人才；而一旦废除，学子们又将摆脱束缚，追求所谓的“自由”，这实乃一个难以两全的抉择。出题者心中充满忧虑，期望考生在作文中能够将“拯救国家危亡”与“拯救朝廷衰败”两者巧妙地融为一体。

这种忧虑同样深深扎根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中枢的脑海之中。因此，当1901年“变法上谕”一经发布，两广总督陶模便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但朝廷对此并未作出回应。随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官员也纷纷上奏，要求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朝廷依然置若罔闻。朝廷只是简单地将考试形式改为策论，而不再要求撰写八股文，以此敷衍了事。到了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其中也未提及科举制度的改革或废除事宜。

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上奏，倡议逐步废除科举制度。其奏请经政务处与礼部会商后，批复要求“详议并具复”，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弹劾，此后便再无下文。

1904年1月，张之洞携手张百熙等人士联名上奏，力主减少科举考试，并强调学堂教育的重要性。奏折中明确指出，未来的学堂教育将全面涵盖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文学、理学等各个领域，确保科举时代的学习内容得以完整传承。这种“兼容并蓄”的教育理念深得朝廷中枢的赞同。不久，朝廷便下达了上谕，命张之洞等人精心制定相关章程，旨在从1906年开始，逐年逐步减少科举选拔士人的名额。

换言之，依据1904年的规划，欲使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之思想全面融入学堂，清政府至少需十年之缓冲期，方能彻底终止科举制度。但日俄战争的爆发，清政府采取的“局外中立”立场激起了民众深切的屈辱感，舆论的抨击接连不断，反满革命运动亦如潮水般汹涌。全社会对清政府的失望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趁机联合上奏，强烈要求朝廷采取足以挽回民心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他们的推动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中枢最终被逼至不得不颁发废除科举的圣旨。

对于慈禧太后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迫不得已的“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抉择——选择废除科举制度以提振民心，并借此巩固政权的合法性，这成为了当务之急；至于四书五经中的忠孝尊孔之理，不妨留待日后逐步灌输于学堂之中，再逐渐渗透至学生的思维之中。

群疑难解，愤积难消

对于诸多守旧的书生而言，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山西的刘大鹏，堪称一例典型。刘氏，太原县赤桥村人士，生于同治六年（1857年），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他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却三度赴京参加会试，均以落榜告终，未能踏入官场之门。为了生计，刘大鹏在太谷县一户富豪之家担任塾师，此职一做便是二十年。

1905年十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至该县，刘大鹏顿感心灵遭受重创，于日记中留下了“晨起之际，心如枯灰，环顾四周，一切皆觉虚无”的感慨。

刘大鹏的“心若死灰”，既是对自己再无机会踏入科举之门、融入官僚行列的沉痛哀叹，亦是对于私塾教师这一职业可能面临的丧失，以及未来生计将愈发艰难的无奈悲叹。刘在日记中感慨道：“科举既废，凡有子弟之家，无不摒弃读书之念。”1905.10.15现今，鲜有人愿意将子女送入私塾，研习四书五经；昨日听闻县中传闻，科举考试一旦废止，我们这辈人的前程似乎已陷入绝境。1905年10月23日县中从事私塾教学的同仁们纷纷唉声叹气，忧虑着即将面临的失业困境；“科举考试一旦停摆，我们这些失掉教职的同仁如同潮水般涌出，生计无以为继，这该如何是好呢！”1905年11月3日二十岁那年，同行的朋友们纷纷失业，这该如何是好呢？昔日，我在东阳镇偶遇几位以耕作为生的旧友，他们因新政策的实施，导致多数失去了馆职，无其他营生可依，竟有人仰天长叹，感叹无米之炊的困境。1906年3月19日，复又在途中偶遇了因失业而陷入困境、面临断炊的老同行。

对于未来的历史走向，这位私塾先生亦深感忧虑。在当今的学府，西学被视为核心，精通外语者被视为顶尖人才，而五经四书却不再被教授。如此一来，人心如何得以端正，国家又如何能保持安宁，未来局势恐怕不堪设想。科举考试已经废除，学堂也不再教授四书五经，人心似乎因此堕落，国家又将如何是好？刘大鹏的担忧与慈禧太后的忧虑不谋而合。尽管慈禧太后是清朝皇室的重要人物，而刘大鹏不过是一位即将失业的私塾教师，但他们在身份差异下的思考却惊人地相似。这种思维上的共鸣，正是科举制度历经千年仍受皇权青睐的关键所在。

其实，尽管刘大鹏等人对废除科举制度颇有怨言，然而在当时，这一变革并未引发显著的社会动荡。事实上，清帝国的士人们似乎颇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变化。

原因不复杂。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自唐宋时期直至明清，科举制度始终未曾成为官僚阶层的主流选拔途径。及至晚清，由于卖官鬻爵之风盛行，这一状况愈发加剧。:

为便于售卖官职，官职价格常常予以九折优惠。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捐纳官职的人数累计高达五十三万四千名，相较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人数增长了近二十万。自1860年始，捐官一途晋升至四品至七品的地方官员数量，已超过通过科举考试正常选拔的官员人数。

王先明调研湖北、山西部分县份涵盖刘大鹏所隶属的太谷县，以及相邻的安泽县与虞乡县。据统计，在1860年至1905年期间，这些地区通过科举制度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比例仅约为3%至4%。

其次，鉴于绝大多数读书人难以通过科举跻身统治阶层，因此，《举贡生员出路章程》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同步推出，却意外地赢得了传统读书人士的广泛支持。

本章程旨在为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举贡以及数十万的生员制定善后方案，以防止这些士子转向革命阵营。其得以施行，贯穿了科举制度废除至清王朝覆灭的六年岁月。相较于往昔，举贡生员的入仕之路如今愈发宽广，就职机会亦呈倍增之势。优厚待遇引发舆论不满。

“凡具有举贡生员以上身份者”，均可获得议员资格，无论是参与选举还是被选举。这一规定直接引发了清末各省谘议局中，科举出身人士的广泛参与。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绝大多数的绅士议员占据了议员总数的90.9%以上。换言之，即便科举制度被废止，士绅阶层亦未因此脱离政治与权力的中心。刘大鹏对废除科举制度之举进行了猛烈抨击，然而，他在1908年却奇迹般地当选为山西省谘议局的议员。

至于废除科举制度，旨在“化解众疑，消除积怨”，其具体成效究竟如何，实乃难以评断之事。

学者金观涛历时十年，精心构建了一个囊括约1.2亿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他运用“革命”、“改革”、“维新”等关键词进行深入检索，发现：在1900年以前，“革命”一词的使用频率极低，且多带有负面色彩，这是因为在那之前，革命尚未获得其正当性。戊戌变法失败后，1899年“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上升至约140次；190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200余次；1903年，则高达1400次左右，这一现象的成因是邹容的《革命军》问世，使得“革命”一词得以正名，广为流传。此后至1906年，“革命”一词的使用频率再次达到巅峰，累计超过2800次，这主要得益于革命党人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并与立宪派就国家转型手段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906年革命舆论的激增，实则昭示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并未如预期那般，有效化解了民众的疑虑与积怨。究其原因，或许在于：一旦改革滞后至极，其性质已非真正的改革。时代转型的本质，不仅涉及理性认知的更新，更关乎情感认同的转变。

在探讨情感认同的消逝这一课题时，孙中山的一段自述堪称经典阐释。他感慨道：“在庚子年之前，我们的足迹所至之处，凡是有识之士，无不将我们视作毒蛇猛兽，无人敢与我们交往；然而，庚子年失败之后，鲜少再听到那些恶意的咒骂之声，而有识之士，大多对我们扼腕叹息，为革命事业未能成功而遗憾。”如此对比，真可谓是天差地别。

这种情感认同的剧变，让众多身处体制的人们感到措手不及。吴庆坻是维新派官员的典型。

1848年，吴庆坻诞生于浙江钱塘，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他的曾祖父曾任职于四川夔州，担任知府一职；祖父官至云贵总督；父亲则曾任职山西雁平，担任兵备道。在二十岁之前，吴庆坻随父亲辗转于四川、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二十岁之后，他返回杭州，成为著名学者俞樾的门生。1886年，吴庆坻金榜题名，考取进士。然而，在翰林院，他度过了长达十一年的寂寞岁月。直到1897年，他才获得机会外放，担任四川学政，也就是四川地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职务。

戊戌维新前夕。甲午战败唤醒了知识分子。

一度深信“中国圣人之道”永恒不变的谭嗣同，自此便不再探讨传统政治理念的优越性，转而全心全意地倾心于近代文明。吴庆坻同样成为了觉醒者群体中的一员。他逐渐认识到，清廷的变革势在必行，而且这场改革必须以西方学术为基石。

吴氏胆识过人，且执行力强。抵川之后，他积极投身于将传统学府转变为现代学堂的改革事业。他利用官府资金，为学堂购置了涉及天文、算学、地理、化学等西方知识的书籍，并推荐学堂订阅倡导改革的《时务报》。戊戌维新运动启动之际，朝廷颁布圣旨，宣布科举考试将不再以四书为基础，改为考察考生对时下问题的策论能力。吴氏闻讯后，欣喜若狂，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各县积极响应，展开行动。在慈禧太后血腥终结维新运动之后，吴氏并未对川省的教育改革举措按下暂停键。尽管朝廷明令各省不得再设立新式学堂，并强调“四书文”与“试帖”等八股文依然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但吴氏却与川督奎俊等同仁紧密协作，以“整顿义学”为名，持续推进新式学堂的创立。与此同时，他亦极为重视培养学生们的“正心术”。在他眼中，八股之学毫无价值，而西学则应大力提倡，而对于追求“义理心性”的经学，他认为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吴庆坻深受四川学子爱戴。

1907年，吴庆坻荣任湖南提学使，执掌湘省教育大权。同年，湖南筹备设立优级师范学堂，提议课程中不包含“经学”科目，此举引发了本省经学泰斗皮锡瑞的忧虑。皮锡瑞遂前往拜访吴庆坻，寻求帮助。吴庆坻向来对“义理心性”的探讨给予高度重视，自然赞同皮锡瑞的看法。于是，他请皮锡瑞亲自起草文件，以矫正这一不良倾向。不久，吴庆坻采纳了皮锡瑞所拟文件，并予以发布。皮锡瑞欣喜若狂，写信大力赞扬吴庆坻在推崇传统学问方面的卓越贡献。

然而，此刻的湖南士子，对吴庆坻的评价却极度负面，时人讥讽道：“吴庆坻在湘中任督学，摧折士气，学风日渐衰颓。”次年，湖南麻阳高等小学的学子们聚集讨论国事，遭校方打压，此举激起了全省学生的广泛声援。事件层层上报至吴庆坻处，他的批示竟是：“学生涉足外事，实乃有悖定规。”这番批语再次在湘省引发舆论的强烈反感。

自1897年至1907年，吴庆坻的教育思想保持了其一贯的稳定性。他依旧秉持着对经学教育及“义理心性”的重视，同时亦对西方学术研究给予厚望。1906年，清政府召集各省的教育官员赴日本进行考察，吴庆坻亦位列其中。他在对比中日两国教育现状的过程中，于家书中流露出了深刻的感慨：“目睹日本学校的繁荣景象，我们这些人真该感到无地自容。我国本土的教育实乃不容乐观。”

在1897年前后，四川的学子们听闻新任教育长官倡导废除八股文，推崇经学与西方学术，无不为之振奋欣喜；然而，到了1907年，湘省的学子们一听到“经学课”这三个字，便纷纷掩鼻避之。同样的吴庆坻，在1897年被誉为维新派的代表，而到了1907年，却沦为顽固派的象征。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时代的更迭，以及人们对清朝朝廷的情感认同随之发生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