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游走于“大佬”之间的“说客”

章士钊，字行严，别署黄中黄、青桐、秋桐，于1881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的善化县（今长沙市）。他曾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担任司法总长与教育总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全国政协的常委，并荣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

我一生共参与了四次国内的和谈，其中三次与国共两党的谈判密切相关。

“我们与他结交为友的时日，远胜于你们与他相识的时光。”这一消息在美国及香港等地流传甚广，引发了广泛关注。

那时的蒋介石倍感孤立。在国际舞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连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都纷纷踏上大陆访问，而台湾的活动范围却日益受限。中国共产党方面接连采取了多项积极举措，例如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的举办，并再次重申“爱国一家”的口号，热烈欢迎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并确保他们的安全以及来去自由。此外，党还特别赦免了数百名国民党战犯和特务。

蒋介石依旧未曾主动出击，关键在于他尚未觅得恰当的沟通使者。“两岸密使”曹聚仁已于1972年离世，在台湾地区，实在是难以寻觅到一位能如他般与大陆顺畅交流的理想人选。

蒋介石踌躇难决，而毛泽东则派遣了使者前来。这位使者正是章士钊。

章士钊，一位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均有着深厚交情的独特人物，其性格复杂多变，思想独到，行事我行我素，既刚毅又不失圆融，命运多舛。他既能与黄兴并肩共事，又能促成孙中山与黄兴的联合；既能成为袁世凯的座上宾，又能与岑春煊携手反袁；既能与蒋介石、杜月笙、戴笠等权贵把酒言欢，也能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友好相处。他游走于变幻莫测的军阀、政要、党魁、豪杰、伟人等“风云人物”之间，条陈谏言，如鱼得水；即便屡遭责难（如鲁迅曾斥其为“落水狗”），多次遭遇挫折，却败而不馁，屡败屡战。

二十世纪初期的华夏大地，英雄辈出，战火连绵，红色与白色势力激烈对抗，各地豪杰竞相争锋。在这背景下，“调人”“说客”应运而生，他们或担任幕宾，或充当谋士，以谋略献策、游说纵横为职责。鲁迅将章士钊与杨度、白坚武归入同一“圈子”，认为他们总是在“猛人”之间周旋，这种观点似乎颇有见地。

章士钊先生一生投身于国内和谈四次，其中三次肩负起国共两党的沟通使命。即便在92岁的高龄，他依然身患重病，却依然毅然承担起促进两岸交流的重任。

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赴港。然而，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一病不起，于7月1日病逝。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国共产党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传递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公开发表，希望两党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此人革命，万山共鸣”

孙中山赞曰：“章士钊，字行严，其才学犹如云间白鹤，气概如山巅劲松……若革命事业得此才，宛如万籁俱鸣。”章士钊青年时期专心研读古籍，两度投身科举，矢志追求古典文人的道路。湖南的维新运动风起云涌，对他却鲜有触动。究竟他是如何蜕变为震撼群山的革命英雄？又为何多次婉拒加入同盟会呢？

所发表的论述无不以革命为主题，每日都在宣扬“反满”的口号。

1881年3月20日，章士钊在湖南长沙一个崇尚耕读的家庭中降生，自幼立下志向，崇尚王道之治，向往尧、汤的盛世之化。及至19岁，他身边的伙伴舒闰祥、沈蓐、秦力山等人纷纷加入了唐才常在长江流域领导的自立军起义。遗憾的是，起义终究未能成功。此后，舒闰祥因耻于受审，选择了以饮金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自杀之前，写下八首关于起义的诗歌，交托给了章士钊。

年仅二十的章士钊踏上武昌，寻求知识的旅程，不久便与在两湖书院勤学不辍的黄兴结为知己。翌年，他报考了江南陆师学堂，凭借国文考试中一篇题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数千言论文，其辞藻犀利，意境妙绝，赢得了学堂总办俞明震的青睐。

昔日，江南的陆师学堂订阅了梁启超所创的《新民丛报》。章士钊不仅潜心研读，还将舒闰祥赠予他的八首诗作抄录，转寄给了梁启超。梁启超收到后，便来信询问诗篇的来由，自此，两人间的书信往来便络绎不绝。

1903年4月3日，江南陆师学堂内三十余名学子，鉴于学堂无端开除学生之举，愤而集体选择离校。章士钊带领他们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投身于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学社。彼时，他满怀豪情，自诩壮志凌云，意气风发，誓要“吞长江，吹歇潮”，毅然决然投身废学救国之志。尽管恩师俞明震、马惕吾屡次劝阻，其志仍坚，不为所动。

“革命之道，非得公开宣扬，否则难以成事。”

在当时的上海，舆论界显得异常寂静，革命志士们只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宣传，缺乏公开的言论平台。然而，5月27日，章士钊受《苏报》馆之邀，担任主笔一职，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这场危险的游戏，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成为那些激进思想传达机构的一记重拳。一上任，他便对《苏报》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将其转变为一家积极倡导极端“排满”革命的报纸。他邀请自己的义弟张继和邹容共同协助，精选发表革命文章。章太炎也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将他的“反满”论说推荐给《苏报》发表。在这一时期，《苏报》上最为重要和激进的篇章，几乎都出自他们这一群兄弟之手。

不久之后，清政府下令查禁《苏报》，邹容与章太炎被捕入狱，而章士钊则幸运地逃脱了此劫。自章士钊执笔主笔起，直至7月7日报纸被查封，其间的文章论述几乎无不涉及革命，每日都充斥着“反满”的呼声。“革命”、“流血”、“辫发左衽之丑”等字眼随处可见，触目惊心。

章士钊创“孙中山”，孙微笑默许。

1903年8月7日，自《苏报》遭查封一个月之后，章士钊携手陈独秀、张继等志同道合之士，在昌寿里创建了《国民日日报》。在发刊词中，章士钊慷慨陈词：“鉴于民族危机亟待拯救，国民意识亟需唤醒，我们不得不打造一种国民舆论。”该报声名远播，被誉为《苏报》的传承者，享有“第二《苏报》”的美誉。

在此阶段，章士钊的生活极其清贫。他回忆道：“我与陈独秀同居于昌寿里的一角楼，闭门不出，笔耕不辍，生活毫无规律，衣衫褴褛，难以更换。某日清晨，我发现他身穿一件黑衣，衣物上布满白点，密密麻麻。惊讶地问道：‘独秀，这是怎么一回事？’陈独秀从容地看了看自己，平静地回答：‘不过是虱子罢了。’”

一日，章士钊于好友王慕陶处偶遇孙文致王慕陶的一封信，不禁感慨万分：竟没想到这竟是出自江洋大盗之手！革命党在宣传上长期疏忽，导致清朝将孙文描绘成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名为“孙汶”，致使民众普遍将其视为海盗般的人物。相较秦力山所描述的海盗孙汶，章士钊对孙文的认知并未增加多少。

在王慕陶的详尽阐述之下，章士钊深切地认识到向国人推介孙中山的必要性。1903年8月，《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问世，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成为鼓吹革命思想的重量级著作。章士钊在本书的自序中，对孙中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誉其为“当代论及革命之先驱，践行革命之北极星”。

昔日，众人对孙逸仙尚且陌生，却觉得“孙中山”三字显得格外亲切，不胫而走，远播四方，连孙中山本人也微笑着默许了这一称呼。原来，孙文在流亡日本期间，为了便于秘密活动，将名字改为中山樵。章士钊因日语能力有限，不假思索地将“中山”作为孙文名字，并与他的姓氏相连，称之为孙中山。自此，孙中山这一名字广为流传，逐渐固化，成为后世对孙文的普遍称呼。

拒同盟会，志在苦学救国。

《苏报》遭受封禁之际，章士钊紧随黄兴的脚步，四处奔波以筹集起义所需的资金。某次，他于南京召集学生举行集会，并在会上公开发表激昂的演讲，大力倡导革命理念。然而，官府得知此事后，立即派遣人员于夜间展开抓捕。章士钊得悉消息后，迅速逃离现场，返回长沙投身于华兴会的创立工作之中。

1904年春，章士钊受华兴会之托，前往上海筹组爱国协会，并肩负起策划暗杀行动的重任。当时，革命党人纷纷听闻黄兴等人将在长沙策划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于是陆续聚集到上海。随着同志们的不断增多，章士钊所租的几处招待所几乎人满为患。某天夜晚，一场秘密会议结束后，与会者纷纷散去，室内仅剩黄兴与章士钊二人。黄兴取出一把新购置的手枪，与章士钊一同把玩。忽然，“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过章士钊的头顶飞去，两人惊得一身冷汗。定睛一看，子弹已深深嵌入窗棂，深入约一寸。

11月20日，章士钊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不幸告败，由于筹备不周，导致黄兴等十余位革命志士被捕，并被悉数关押。此事进而导致华兴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筹划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计划宣告破灭。

章士钊在刑满释放后，于1905年伊始便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在此期间，他得以参与孙中山与黄兴的私密会面。会晤当天，三人摒弃了繁文缛节，或蹲或卧，围坐于地图旁，共商天下大势。当谈及组建革命者大同盟的议题时，孙中山言辞激昂，章士钊听后心悦诚服，其倾倒之情难以言表。在黄兴的积极斡旋下，华兴会的多数成员均表示愿意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从而共同创立了中国同盟会。

令人惊讶的是，章士钊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加入同盟会的邀请。孙中山、黄兴、张继等革命领袖对此深感恼怒，他们屡次尝试说服他，但他始终不为所动。甚至有传闻称，马君武曾动用武力，试图强迫他加入，但他依然坚定地拒绝了。

“我忆当年，与孙少侯（孙毓筠）同住新宿，俱受孙中山、黄兴二公之托，邀请我加入同盟会。我未签署承诺，竟遭诱捕，被囚于一室，长达两日。”即便遭遇此番困境，章士钊依然坚决不加入同盟会。部分同志对章士钊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质疑他对革命事业的真实态度，有人甚至诬指他热衷于功名利禄，意图成为清政府的官僚。直至黄兴挺身而出，担保章士钊“忠贞不渝”，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若党人不明学问，空谈革命（当时革命阵营的思想理论水平较低，主要关注‘反满’），将来灾祸将难以控制，功过将无法相抵。”

随着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革命团体迅速壮大，众多学子纷纷离开书桌投身革命之际，章士钊却选择远离革命前线，回归书斋，立志“以学救国”。1907年，他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求学之路。这段宝贵的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并影响了其后关于调和立国、新旧融合等理论，其中他始终强调要妥善处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平衡，重视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并主张以平稳有序的方式推进社会变革。

“他自己说他‘反动不反共”

‘虽曾反动，却未反共。’”

“趁同盟会声势鼎盛之际，适时提出中正之论。”

辛亥革命一经爆发，孙中山便诚挚邀请章士钊归国，担任其秘书长的职务。章士钊欣然应允。他深信，作为一名专注于政治与法律学习的学者，此时投身新生的政府，正是施展才华的绝佳时机。因此，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即将获得的硕士学位，于1912年2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

章士钊赴南京，初衷是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然而到达时却发现孙中山已任命胡汉民担任此职。一时之间，他无所事事，黄兴便邀请他在政府中任职，但章士钊婉言谢绝：“不，不，我自有稳固的生计，你难道忘了？”两人相视而笑，黄兴心知章士钊意欲投身报业。

黄兴力劝章士钊前往上海创办《民立报》。报馆的核心人物宋教仁、于右任已分别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担任要职，亟需一位才干卓绝、能力出众的人选主持其事。闻悉章士钊有意投身报业，于右任喜出望外。

革命党人中有言，《民立报》乃同盟会之官方喉舌，其主笔理应身为同盟会员。于是，张继、于右任等人士纷纷向章士钊伸出橄榄枝，力邀他加入同盟会。然而，章士钊却再次婉拒。

章士钊并未选择站在同盟会一方，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多项决策与措施，他依据个人的见解提出了诸多批评。例如，在首都选址的问题上，《民立报》并未支持孙中山与黄兴关于将首都定于南京的提议，反而倡导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将首都设于北京。特别是在《国民公报》事件以及张振武、方维不幸遇害等一连串事件中，章士钊的行为更是深深刺痛了革命党人的心。

彼时，黎元洪借助袁世凯之力，对革命党人张振武与方维痛下杀手，此举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哗然。以《民权报》为先锋的同盟会激进派人士，纷纷将矛头指向袁世凯，公开呼吁“武力解决”，力主重启革命。章士钊却对此案引发的革命再起持反对意见，亦反对对袁世凯进行弹劾。他指出，我国实行内阁制，总统（袁世凯）在内阁制下无需对内阁负责；张振武、方维的处决军令出自陆军部，责任应由陆军部承担。而处决令系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行政疏忽”，不宜成为弹劾的理由。他主张，为防止此类事件重演，必须从法制建设着手，否则对袁世凯政府的指责，终究会显得道德色彩浓厚，而法律意味不足。

章士钊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抨击，甚至波及到了于右任等人士，《民立报》亦被指责为“袁世凯的辩护士”，沦为报界的“祸患”。面对压力，章士钊提出了辞职申请，尽管各界力图挽留，但他去意已坚。

劝和孙黄，反袁奔走

1912年9月，章士钊陪同黄兴北上，其目的在于弥合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裂痕。抵达北京后，袁世凯对他展开了狂热的拉拢，极尽手段，甚至直言不讳：“若欲担任总长，便任总长；若愿担任公使，便任公使；无论选择何职，所需经费均将无限供应。”章士钊洞悉袁世凯的真正意图后，未携带任何行李，于夜幕低垂之际悄然离去，逃往上海，并撰写了一篇《讨袁檄文》。

章士钊重返故土，黄兴与章太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将他视为政治上的挚友。孙中山邀请章士钊前往游说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希望他能与国民党携手对抗袁世凯，黄兴亦热情地怂恿其行动。1913年7月16日，讨袁军在南京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会上推举岑春煊担任各省讨袁军的大元帅，并任命章士钊为江苏讨袁军的秘书长。

鉴于力量所限，二次革命迅速遭遇挫败，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由此产生了分歧。在此期间，章士钊与黄兴交往频繁，不遗余力地从事调解和谈的工作。

在章士钊积极联络各方力量共同抵御袁世凯的过程中，他曾与岑春煊昔日的幕僚周孝怀携手，受欧事研究会成员的委托，前往拜访孙中山。

“先生这番话有何深意？”孙中山回答：“如果行严能左右逢源，左有西林（岑春煊），右有克强（黄兴），有这两位助力，还有什么功业不能达成？”章士钊急忙辩解道：“先生过于轻率了！西林与我刚相识，孝怀是老朋友，我对他们的性格和习惯都有深入了解。这位岂是轻易受人驱使的人？他是逊清遗老，原本与我党并无深厚关系……至于克强，与您共事已久，忠诚不渝，无需多言。即便现在有些隔阂，但我敢担保，只要您有命令，他必定遵从，何必需要他人从中斡旋？”尽管如此，章士钊最终仍积极推动了岑春煊参与护国战争。

1916年5月1日，岑春煊发出全国通电，宣布在肇庆设立两处护国军都司令部，并自任都司令一职，章士钊则担任秘书长。此后，为统筹各省军事行动，军务院应运而生，黎元洪担任总统，章士钊继续担任秘书长。他的上海寓所迅速成为各方人士频繁聚会的中心地带。

袁世凯不幸离世，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之位。他紧握章士钊的手，感慨地说：“回想起民国二年，你曾至武昌力劝我反抗袁世凯，声称袁有复辟帝制之图谋。当时，我信誓旦旦，对着苍天发誓，断言袁绝无此心。如今想来，不禁心生愧疚。”

章士钊与李大钊

章士钊秉持其坚定的宪政理念，与人争论不休——对梁启超、吴稚晖、陈独秀以及胡适均有所批评，因此得罪了众多人士，致使他在各处都难以立足，最终不得不选择远赴他乡。

数年后，章士钊归国之际，正值北洋政府执掌朝政。段祺瑞对章士钊博学多才、思维敏捷、辞锋犀利甚为赏识，遂聘请他担任自己的智囊。

此刻的章士钊仿佛捕捉到了一展才华与抱负的契机，他担纲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之职，自此踏上了歧途。

他力主“新旧融合”，却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禁止学生进行爱国游行，甚至提议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愤怒地呼喊：“若不惩治此獠，卖国贼何以为惩！”激愤的青年两次砸毁他的住所，若非他侥幸逃脱，险些丧命。

章士钊，昔日享有盛誉的学者，却不幸加入了堕落的北洋势力，导致声名狼藉，众叛亲离。吴稚晖讥讽他如同堕入“粪坑”，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友丧》一文；胡适则评论他“老章再次变节”；沈尹默公开与章士钊断绝关系；鲁迅更是嘲讽他“愚昧可笑”；陈独秀的讽刺更是尖刻：“我甚至为章士钊辩护，可他的《甲寅》周报股款都进了交易所。如今不支持段祺瑞，这份周报何来经费出版，教育总长之位又怎能保住？”民众纷纷谴责段祺瑞和章士钊，章士钊被迫下台后，逃至天津日租界继续出版《甲寅》周刊，坦言从政之路失败。

李大钊对章士钊未曾有过公开的直接指责。面对章士钊的妻子吴弱男，他表示：“行严沉迷其中难以自拔，我无力挽救。然而，我又怎能放弃保护他们家人的责任呢？”

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深远影响不容小觑。追溯至1912年9月至1913年7月，章士钊创立《独立周报》之际，李大钊便对其怀有深深的敬意，并悉心收藏了该报几乎全部的刊载内容。

1914年，章士钊于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其影响力深远。陈独秀的“独秀”称号便是首次在此杂志上亮相。李大钊亦因参与《甲寅》杂志的活动而与章士钊相识，此后书信频繁，两人结为莫逆之交。

“先生您名章钊，我岂敢僭用同名？”

1917年，章士钊与李大钊一同归国。章士钊受聘于北大，执掌逻辑学的讲席，同时兼任图书馆馆长之职。应章士钊的盛邀，李大钊毅然放弃了当时正处筹备阶段的杂志，将全部精力投入至重振《甲寅》的艰巨任务中。章士钊曾言：“守常先生每日所撰文稿，较吾为丰；每日到馆处理事务，亦远胜于吾。”彼时，李大钊已投身于马列主义的传播与革命活动之中。为便利其工作，章士钊向校方举荐，主动辞去馆长之位，将其转交于李大钊。自此，北大图书馆成为了李大钊潜心研学并广布马克思主义思想、酝酿与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据点。

在守常被捕之前，他已悄然隐居于苏联大使馆之中，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我曾以代儿子办理护照为由，前往使馆与守常会面，急切地劝说他迅速安排出国前往苏联，并提议他先乔装打扮，离开东交民巷，暂居于我家中避难。行严察觉到风声鹤唳，也极力主张他立刻行动。然而，守常却异常镇定，迟迟未采取行动。

不久之后，在获得各国使馆的同意之下，北方政府迅速派遣军警，对苏联使馆实施了包围并进行了搜查，拘押了常等人。

行严得知消息后，迅速返回北京，试图寻求转机。他首先拜访了张学良和杨宇霆，陈述道，共产主义在国内尚处于经济理论的空洞讨论阶段，不宜过度追责。他建议，可以判决他们有期徒刑，并允许他们携带《资本论》等书籍，被押送至沈阳监狱。对于情节较轻者，可直接予以释放。如此一来，既能有效遏制共产党的活动，又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学良首先表示赞同，杨宇霆也予以同意。随后，他们一同觐见了张作霖。张作霖犹豫不决，认为此事不可擅自决断，需与京外十一位将领商议。

至此，行严深知已无转机，然而他仍请张分别致函十一将领，明确指示不采取联名通电的形式。不久，十一将领联名发出电报，坚决主张李等人并非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的后果负责。在此背景下，守常等人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与守常的交情，始于平等的士人礼遇，延续至他于北京临危不惧、舍生取义，历时十四载，未曾中断。我们起初政见相合，后来渐行渐远，但从未因公事影响私情，始终情谊深厚，如同兄弟，晚年更是情谊日深。”

李大钊的英勇就义，令章士钊陷入了沉思，关于未来的道路究竟在何方。自那以后，他几乎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章士钊与陈独秀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章士钊对党的态度逐渐变得友好，并最终成为了党的忠实朋友。1922年，章士钊从法国前往德国，周恩来特地邀请他协助将一部印刷机从法国运送至德国，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该国派遣全权代表越飞来华，与孙中山进行谈判。越飞还曾与李大钊携手，力劝章士钊加入共产主义者行列。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章士钊便毅然辞去了由张学良所聘，担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及院长的职位，重返上海。在那里，他受到杜月笙的邀请，成为座上宾。不久后，他正式挂牌开业，成为一名律师。1932年10月15日，章士钊听闻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便毫不犹豫地决定挺身而出，介入此事。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交谊源远流长，情谊深厚。追溯至1919年6月，陈独秀于北京南城新世界游乐园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闻讯后，章士钊立刻致信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力陈陈独秀的清白，并恳请予以释放。尽管后来二人政见各异，各自行事，然而对于陈独秀屡次遭遇的牢狱之灾，章士钊始终关注不已。此次亦然，他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甘愿承担风险，无偿为陈独秀辩护，此举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誉为“古义士之风”。

1933年4月20日的上午，陈独秀等人在“危害民国案”的第三次审理中出庭受审，法庭四周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的旁听者中甚至有远道从上海、无锡、镇江等地赶来的。检察官的控诉词冗长繁琐，直至下午1时45分方才结束。陈独秀在庭审中进行了当庭答辩，他指出：检察官的指控声称我危害民国，理由是我意图推翻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然而，我仅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于危害民国的指控，我绝不认同……陈独秀答辩结束后，章士钊紧接着起立为陈独秀辩护，他言辞锋利，滔滔不绝，连续辩护时长竟达53分钟。

章士钊的辩护辞笔触流畅，引经据典，文采出众，堪称法学史上之佳作，后分别被上海沪东大学和苏州大学收录至法学系的教材之中。然而，陈独秀对于章士钊的部分观点持有异议，在法庭上明确表示：“章律师的辩护，纯属其个人观察与批判，向法庭贡献，均为其个人之见解，并未征得本人之同意。至于本人的政治立场，不能以章律师的辩护为依据，应依据本人的正式文件为准。”

陈独秀对章士钊将其描述为“与国民党之敌对者形成对峙态势”的观点表示异议，认为这触及了根本原则，亟需予以厘清。章士钊因此感到颇为尴尬，事后他曾对他人坦言，尽管交友广泛，但交往中却有三类人难以相处，其中之一便是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