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池事件”

1954年三月末，江青自杭州返抵京城。除了匿名信事件令她心情郁结，另一事件更让她倍感尴尬与痛苦，如同一记重拳：原来她得知毛泽东酷爱游泳，便自作主张，提出为毛主席建造游泳池，岂料此举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自迁居北京中南海以来，毛泽东先生日理万机，闲暇之余，常半卧床榻，翻阅书籍。其保健医师观察到，毛泽东先生终日鲜有运动，担心此举对健康无益。了解到毛泽东先生对游泳情有独钟，便“投其所好”，建议他在闲暇时不妨游泳锻炼。

解放前，中南海便拥有一座露天泳池，其长度为五十米，宽度则为二十五米，呈南深北浅的格局。在该泳池的深水区，设有十米高的跳台以及三米高的跳板。然而，泳池的使用权并不限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保卫部门特别规定，毛泽东只能在泳池开放前或闭园后游泳。然而，进入冬季，室外泳池水温降至冰点，水面结冰，游泳活动被迫暂停，毛泽东只得转至清华大学内的室内泳池。清华大学与中南海相距较远，加之毛泽东到访时需进行清场，这使得游泳变得颇为不便。

江青心中一动，便擅自提出了为毛泽东修建室内游泳池的建议。然而，这池并非选址于中南海，而是定在北京玉泉山的一号楼。原因在于，毛泽东偶有居住于此。根据中直修办处的田恒贵所述，该游泳池的规模颇为迷你，其大小几乎与一座大客厅相当。

游泳池竣工落成，江青满怀喜悦地向毛泽东汇报，期盼着毛泽东能够感到由衷的高兴。

【转换失败】：出乎江青的意外，毛泽东却发脾气了。毛泽东以为，动用公家的钱，为他建造游泳池，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毛泽东令江青写检讨。

1954年4月20日，江青致信毛泽东，信中对她未经请示擅自提出为毛泽东修建游泳池的建议进行了自我反省。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等同志：

江青同志，请您审阅此信。为弥补损失，决定将五亿建造费用从我的稿酬中拨付，同时游泳池将予以封闭，不再使用。

毛1954.4.25

毛泽东在批示中提及的“建造费五亿”，是以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为计价单位。自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即今日我们所使用的货币。按照兑换比例，一万元旧人民币等值于一元新人民币。因此，“建造费五亿”实际上等同于五万元新人民币。在1954年，五万元人民币的数额可谓相当可观！

江青接连遭受两次重创，心情愈发阴郁。她仍旧卧病在床，休养之中。

1954年6月24日，在致堂弟毛泽荣（亦称毛胜五）的信中，毛泽东提到“江青的病情有所好转”。

胜五弟：

您的来信均已收悉，我心怀喜悦。江青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对她对你的挂念，我深表感激。孩子们也都安然无恙。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1954年6月24日

1954年10月1日，正值国庆佳节。在这一天，江青陪同毛泽东主席，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共同见证了阅兵式的盛大场面、精彩的表演以及绚丽的烟火表演。赫鲁晓夫也应邀出席。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礼仪，亲自上前，准备将江青女士介绍给赫鲁晓夫。

此刻，毛泽东骤然起身，携江青至城楼边缘一处隐蔽之所，以防其与赫鲁晓夫有所接触。

【转换失败】：这件事也给江青的心里留下了阴影。这表明，毛泽东不愿把江青作为“第一夫人”介绍给赫鲁晓夫，避免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苏联媒体的报道之中。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政治夫妻”

在经历第三次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江青于1955年初依旧保持着极高的活跃度。

1955年二月，江青先后两次于夜晚造访了享有盛誉的电影导演史东山。

史东山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1933年，江青初次自山东踏入上海，迎接她的正是史东山。彼时，史东山尚是一位年轻的导演，受左翼剧联（亦称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委派，与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同行，共同负责接待这位来自青岛海鸥剧社的杰出成员。

此后，史东山声名鹊起，成为中国影坛的著名导演。尤其是1946年，他执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经上映，便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1955年2月23日，这位52岁的杰出艺术家史东山不幸突然离世。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我国杰出的电影导演、全国人大代表的荣誉获得者、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委员，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史东山，于2月23日在北京医院不幸去世，享年52岁……

《人民日报》的报道提及史东山“在北京医院逝世”，言下之意即指史东山系因病去世。自此，关于史东山之死的描述，普遍被统称为“病死”。

“令人痛惜的是，在即将投身工厂生产的前夕，他不幸突然病倒。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慢性肝炎……正当众多工作亟待他完成之际，无情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转换失败】：虽然当时对史东山之死统一口径是“病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渐渐浮出水面。令人震惊的是，史东山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史东山性格开朗坦荡，令人不解的是，他为何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史东山不幸离世之前，江青在两名警卫的伴随下，曾两次造访史宅，亲自登门拜访。传闻中，此举源于毛泽东的嘱托，希望她能够关注电影行业，因此她特意前往探望史东山。

在与史东山的一次私密会面后，具体的对话内容成为谜团。然而，自那之后，史东山显得情绪低落，话不多，变得沉默寡言。

江青不久后又突然来访。

江青去世，史东山双眉紧锁。

华旦妮询问他，他却仅吐出一句：“我怎能屈服于一个女性的操控？”

史东山不久后自杀身亡。

周恩来听闻此讯，不禁深感震惊。依据当时的惯例，自杀者是不宜举行追悼会的，然而周恩来破例，特别批准为史东山举行了一场追悼会。

史东山之陨，直至“文革”期间方才再次被提起。1969年，那位曾显赫一时的江青，留下了如此批示：

史东山因不满自杀。

华旦妮为军统特务。

据悉，江青与史东山结怨，源于她在20世纪30年代初涉上海影坛之时，曾渴望在史东山执导的作品中出演一角，却遭到了史东山的婉拒。

至于1955年2月，江青究竟与史东山有何交谈，这一谜团直至2004年12月才得以揭晓。当时，95岁的华旦妮因病入院，临终之际，她向女儿史大里吐露了藏于心底半个世纪的秘密。原来，这一切都发生在江青先后两次访问史宅之后：

短短一周，史东山的眼窝便明显下陷，身体亦显孱弱。华旦妮深表忧虑，便陪伴他交谈。史东山向她透露，胡风等人已被正式认定为“反党集团”，一场全国性的清查运动即将展开。江青曾暗示，他涉嫌参与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并告诫他“勿再执迷不悟”，应立即站出来揭露胡风。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指示“对二老（蔡楚生和史东山）要客气一些”，因此江青两次与他交谈，给予了一次“客气”的警告。

江青严肃地强调道：“胡风那三十万言书中涉及电影的部分，实乃你所撰，其内容充斥着反党反人民的毒素，你理应进行自我批判。”

胡风旧友，难以置身事外。

史东山几天后因过量服用安眠药自杀。

他与胡风交往已久，既是老友亦为上下级，并非文艺小集团的一员；纵使他对胡风的观点表示认同，但对于那份长达三十万言的批评书，他事先毫不知情，未曾动笔一语；他表达了对大一统文艺格局的不满与异议，认为像他这样的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遭受歧视与排斥，使他倍感愤慨；对于对胡风及文艺整风的批判，他深感其恶劣，难以承受。

华旦妮对遗书中的一句言辞铭记于心：“整风旨在拯救灵魂，而非将之推向毁灭。”史东山，那如山般坚毅的汉子，自然不会对旧友落井下石，然而他亦无法摆脱那无休止的压迫，更无法忍受屈辱之痛。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他最终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既未诬陷他人，也未自我诬陷，以此来维护自己人格的纯洁，这一选择成为了这位一代名导的归宿。

1955年2月，江青曾两度于深夜造访史宅，此举彰显了她当时的活跃程度。

江青不久后再次陷入迷雾。

江青再度隐退至幕后，其背后原由是她病情的反复发作。

她坚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本次全面检查结果显示，心肺功能良好，肝胆健康，血液指标正常，只是肠胃消化功能略显不足。不过，在妇科检查环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业医生指出，她的子宫颈口长期存在糜烂和炎症，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几率可能发展为肿瘤，因此建议立即进行治疗。

得知身患肿瘤，或癌症，正值不惑之年的她，心中如遭霹雳，震惊不已！

生命至上。她只得将政治抱负暂时置之脑后，全力以赴投入到救治病患、守护生命的重任之中。

她再次提出前往苏联接受治疗的请求。保健医生随即为她撰写了一份报告呈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便即刻做出了批准的决定。

江青在苏联

同年7月，她第三次踏足苏联，入住位于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昔日别墅。

朱仲丽回忆道，苏联的医生在检查完毕后，仅对江青可能患有子宫颈癌肿表示了怀疑，但并未能给出明确的诊断。医生建议她暂时休养，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归国后，国内医疗团队对她进行了详尽的会诊。经过专业评估，专家们一致诊断为“子宫癌”，并建议她接受子宫切除术，以期彻底治愈。

“女子怎能缺失子宫？”江青坚定地反对进行子宫切除手术——此类手术在妇科领域颇为常见，对身体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这场较量中，江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选择了放射治疗，由此导致身体极度虚弱，白细胞水平显著下降，并留下了众多并发症，需长期休养。然而，换个角度而言，这亦不失为一件幸事，至少她避免了犯下更多的错误。”

然而，她总是坚信苏联的医疗水平优于我国，因此她迫切需要苏联医生的诊断，并且强烈期望能在苏联接受放射治疗。

随后，我国医生携带着患者的病历及病理切片，特地飞赴莫斯科，与苏联的医生们共同进行会诊。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决定邀请患者前往莫斯科接受放射治疗。

于是，在1956年的盛夏时节，江青第四次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治疗之旅，她依旧选择了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旧居作为住所。

在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对于江青的描述，于莫斯科巴拉维赫疗养院期间，江青的形象被如此记载：

江青不幸再次犯下了旧疾。她体温急剧上升，持续不退，体重更是迅速减轻，以至于她看上去瘦骨嶙峋，宛若脱胎换骨。为此，她所依赖的全体医生齐聚一堂，共同进行会诊。经过妇科医生的仔细诊断，最终确诊她患上了子宫癌。

她回想起1955年的那段时间，那时她被迫前往苏联接受一项证实为无效的医疗检查。在那个年代，苏联的医生们对“细胞原理”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驳回了她之前在中国接受的治疗诊断。

直至1956年，她的中国主治医生方才察觉到受损细胞已开始侵蚀子宫壁。根据他们的评估，两种治疗方案均属可行，分别是外科手术和放射治疗。鉴于患者过往因肝病接受的外科手术已导致腹部粘连，她无法再次承受手术的创伤，因此，放射治疗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她深感镭疗的痛苦难耐，而钴60的辐射强度更是让她难以承受。既然连她自己也难以忍受这些治疗方法，她的医生似乎也无力回天。于是，他们建议她返回莫斯科，让俄国医生重新接手她的治疗工作。

她深知自己病势沉重，却难以接受再度离国的念头，对于离别后可能遭遇的种种，她心中充满不安。因此，她坚决反对他们的安排。然而，结局仍旧未能改变。毛主席破例安排了一位女妇科医生随她一同出国。这已是她的第三次苏联之行（引者注：应为第三次俄国之行）。

抵达莫斯科后，她迅速陷入虚弱，体温持续攀升。她心中明白，这绝非寻常病症，治愈的希望渺茫。待病情稍有缓解，足以入住医院时，苏联的医生却表示无法收治她，原因是她的白细胞计数已降至三千，加之镭射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使她对抗感染的能力极为脆弱。她的妇科主治医生和助手近乎疯狂地恳求医生，指出医院有床位就应该接纳她。在他们的坚持下，医生终于让步，首次允许中国医疗专家陪伴在她的病床旁。专家们对她的治疗采取了“过量”的钴60。不久，她陷入了昏迷。她坚信，骨髓已经受到严重损害。随后，她接受了输血，但每一次输血都让她体温急剧升高，因此整个治疗方案不得不适时调整。

终止治疗后，苏联医生将她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声称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她的健康更为裨益。显而易见，那是一个他们已不再对她负责的所在。

那年的冬日寒风刺骨。疗养院的医护人员试图将她置于摄氏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以此作为“治疗”手段。她的视力严重受损，所有景象都变得模糊且扭曲，双腿颤抖剧烈，以至于没有支撑便无法站立。在她的记忆中，那段宛如噩梦的冬日似乎历经了春的温暖，又迎来了夏的炽热。经过一段时间的随意观察，她的医生郑重地宣布她患有“软骨病”。她突然放声大笑，回忆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陕西北部，许多同志都曾遭受他们所谓的“软骨病”之苦。这种病症通常由缺碘和钙引起。然而，这一次，医生断定她患有“软骨病”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将她摆脱，将她送回城市医院。

城中的医生正为她施用最强劲的抗癌利器。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第三次，她接受了钴治疗的疗程。如此高剂量的药物，不仅削弱了她的体魄，更让她频繁地依赖氧气的支持。

每当她稍有恢复之力，便会提出两个恳切的要求：一是终止钴疗，二是助她返回祖国。提出愿望与付诸行动实为两码事。在苏联，医疗体系严格划分等级，故而，一位医师或医疗教授若要独立承担某个病例，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否则几乎无法成行。她再度陷入昏迷，直到一位教授在关键时刻亲自探望，她的病情才得以得到关注。她向他们表达了自己迫切归国的愿望，然而，无人对此予以重视。城中的医生们，显然因治疗无果而感到沮丧，便将她安排至一个超出他们权限范围的郊区疗养院。

在这段时光里，毛主席锐利地洞察出她心急如焚的归意。然而，他也深谙苏联医生所撰写的详尽医疗记录。恰逢周总理肩负着政府谈判的重任前往莫斯科，毛主席特地前往医院探望了她。是他传达了主席的明确指令，要求她留在莫斯科，直到身体完全康复。总理在医院停留期间，与医护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细致地审阅了她的病情报告，以确保对她的健康状况有准确的评估。随着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逐渐明朗，他对苏联医生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未能实施的方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她激动不已地遇见了总理，这得益于她一贯的全心投入，始终不懈地追踪分析国内外政治动态。一日，总理偕同鲍罗丁女士以及知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一同莅临她的病床前进行探望。为了让她心情愉悦，程砚秋巧妙地呈现了一段哑剧表演。

随着她在苏联的逗留日渐加深，她的健康状况亦每况愈下。她不止一次地迫切请求归返祖国。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她终于得以踏上归途。然而，在返回中国的旅途中，她的全身皮下竟然出现了广泛的大面积出血。

1956年新春之际，毛泽东同志向宋庆龄女士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在信中提及江青同志“将赴海外接受必要的医疗治疗”。

苏联医师倾注心血为她诊治，这源于他们深知她乃毛泽东同志的亲密伴侣。经过钴放射治疗，历经三个疗程，她的宫颈癌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根治。

杨银禄称：

1956年炎炎夏日，江青的宫颈癌病情急剧恶化，迫使她重返莫斯科医院寻求治疗。此次病情严重，身体极度虚弱，情绪亦极度低落；白细胞计数降至3000，轻微感冒都可能威胁生命。在放疗期间，她不得不同时接受输血和吸氧。直至1957年春，江青才终于走出了生死边缘。因不习惯苏联的饮食，她指示工作人员拨通北京电话，请求运送一些美食。北京方面随即动用飞机，运送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及各类新鲜蔬菜。在她情绪逐渐好转之际，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伸出了热情的邀请。江青欣然接受，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围绕在她的身旁，热情款待她，并关切地询问她的健康状况，江青脸上露出了微笑。回到别墅后，江青觉得克里姆林宫的宴席并未尽兴，于是再次坐下来，细细品尝美味的中国菜肴。

卡尔图诺娃回忆说：

1957年，江青踏上回莫斯科的旅程时，我已悄然离开中央机关，投身于研究生深造之路。就在那一天，N.C.谢尔巴科夫的电话铃声响起，他告诉我那位久违的“老相识”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并热切希望我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她见面，他还特别恳请我带着女儿伊琳娜一同前往。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晴日，午后的时光，我与江青一同沿着公园中遮天蔽日的林荫道漫步。她很快便感到身体不适，显得有些疲惫。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江青的白血球计数已恢复至五千。如今，她已康复，可以踏上归国的旅程。

“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我与毛泽东同志，是政治上的伴侣！”

事实上，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感情日渐疏离，这并非仅因她患有妇科疾病所致。即便在她患病之前，她的用餐习惯也已经与毛泽东分道扬镳。

正如李银桥所回忆，那是在江青对饮食要求过于苛刻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本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出身于农民家庭，有着农民的生活习性。她则是洋派作风，既然合不来，那就各自分开。今后，我的住处、衣物以及饮食都按照我的习惯来安排。至于江青，她的住处、衣着以及饮食也应按照她的习惯来处理。我的事务无需她插手，就这么定了！”

自此，毛泽东与江青分席而食。即便同坐一桌共进餐，亦是各自享用各自的菜肴。

美国记者维特克在其著作《江青同志》中，对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其言辞可谓是切中肯綮。

性关系仅关乎一时的激情，而维护长远的利益方是真正的权力所在。

或许江青未曾察觉，这一判断缩影了她非凡的人生历程：少女时期的坎坷使她与最高领导人结缘，而这段婚姻的纽带却因她对权力的渴望而逐渐松懈。她通过一系列成功的个人斗争，赢得了其他女性难以企及的地位，使得主席不仅将她视为一位女性，更将她看作一位不受任何男性掌控的政治人物。她甚至赢得了主席部分同事对她个人的尊敬和重视，尽管他们偶尔会抱怨她阻碍了他们接近毛主席的道路。她与群众保持着某种个人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其他类型的统治者轻易就能切断的。她不仅颠覆了老一代所树立的政治、文化标准，更创立了影响国家与历史的独特标准，尽管这些标准简单且具破坏性。

中共江西省委首任第一书记杨尚奎的爱侣水静，曾如此评论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关联：

江青对工作人员的奴隶主工作作风，连毛主席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江青对哪个态度恶劣，便会找哪个同志道歉：“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

曾有一回，一位护士前往拜访毛主席，提出希望离开江青。毛主席回应道：“我深知江青的性情不佳，无需再过多提及。看在老同志的面上，便不再多言。”主席偶感江青的干扰而心绪不宁，便只得与卫士交谈，倾诉心中的苦闷，并对与江青的结合感到懊悔。他担心若是离婚，同志们或许会有所非议；若是不离，却又背负着政治的负担，无奈之下，只能勉强维持现状。

即便久别分居，毛泽东主席心中仍深藏着对夫妻情的眷恋。然而，面对江青的倒行逆施，他终究难以忍受。1975年7月，他在一封书信中对江青发出严正的指示：“见识短浅，愚昧无知，三十载恶习依旧，即刻驱逐出政治局，各自为政。”纵然这一指示未能付诸实践，但江青的命运已如风中残烛。然而，对于毛主席而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未能卸下这沉重的“政治重负”。

身为毛主席之妻，江青长期与丈夫及子女鲜少同餐共宿，交流亦寥寥，娱乐更无分享，家庭关系几近破裂。她未能为丈夫提供家的温暖，未能给予孩子母亲的关爱，反而沉溺于无止境的索求，让丈夫饱受烦恼之苦，家庭的悲剧正是由此滋生。

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次会议上，经过慎重讨论，最终正式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五位秘书人选，他们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此五人合称为“五大秘书”。

在这“五大秘书”的团队中，职责各有侧重：陈伯达与胡乔木担任政治秘书，叶子龙则是机要秘书的职务，田家英负责日常秘书工作，而江青则承担起了生活秘书的角色。

据传，起初的安排为“四大秘书”，江青并未在其中。毛泽东在提名江青时明确表示了反对。在周恩来提出建议后，经过常委们的深入讨论，最终认为由江青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既合适又便利。因此，最终确定的是“五大秘书”的配置。

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叶子龙在回忆往事时曾提及：“起初，毛泽东仅提名了四名人士，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我。随后，周恩来提议将江青纳入名单，中央亦予以批准，故而在文件正式发布时，名单上共列有五人。” [176]

然而，叶子龙指出，在文件中，并未将其职位称作“毛泽东秘书”，而是明确标注为“中共中央主席秘书”。

事实上，彼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正是毛泽东，因此所谓的“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实则便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普遍将其亲切地称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因此，江青获得了正式的职务任命，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与此同时，她还身兼两职，分别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的负责人，以及文化部电影局的顾问（原电影指导委员会已被撤销）。

自正式被委以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生活秘书之重任，江青同志的职务也随之升至副部长级别。

此刻，她的心头大患仍旧是那疾病缠身。她忧虑放射治疗可能不够彻底，担忧癌肿可能发生转移，因此，她不得不将政治事务暂放一边，全身心投入到长期的休养之中。

彼时，肩负毛泽东同志生活事务管理的重任，张国兴先生曾如此回忆述说：

每月初，我需前往中央警卫局行政处财务科，签收毛泽东与江青的薪资，随后将其交付卫士张云鹏妥善保管。至于薪资的具体使用，我则负责一一记录，并确保账目清晰。此账目每月需提交李银桥审核，同时亦需江青亲自查看。江青不仅身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更担纲家庭主妇的重任。至于江青及其子女的生活费用，亦由我负责掌管与记录。[177]

在酷暑难耐的季节，她选择了北戴河作为避暑之地，于中浴场的一号平房安顿下来。在这里，她尽情享受着打扑克、漫步海滨以及畅游清凉海水带来的愉悦时光。

她仅能以狗爬式游动。曾有一次，她目睹了王光美夫人游泳的风采。王夫人时而采用侧泳，时而转为仰泳，其蛙泳技艺宛如水中游动的“白条”，令人生羡。江青对此深感自愧不如，游泳的兴致顿时大减，转而将大量时光耗费在打扑克牌的娱乐之中。

在寒冷的冬日，她选择了南方的温暖之地进行疗养，时而居于广州，时而前往杭州或上海。在杭州的西湖之畔，雷峰塔的右侧，以及上海的西郊，她以毛泽东的名义，精心打造了各自的别墅。

1958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的信中，提及“江青有一点病”：

友妹：

收到您的来信，心情愉悦。得知您已步入婚姻的殿堂，身体亦康复，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记得1956年，听闻胡觉民同志提及您生活困顿且身体欠佳，曾寄去一封信件及些许款项，不知您是否收到？我自身状况尚可。江青同志也有些许不适。感谢您的关心与问候。愿您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也要关注身体健康。也请代为向李同志问好！

毛泽东，1958年2月20日

此刻的江青，尽管身兼毛泽东秘书之职，实则以休养为要，亦勤于翻阅国内外报刊与文件，将其中颇具参考价值的资料精选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偶尔亦逆向而行：毛泽东选取某些文件与文章，交予江青审阅，并叮嘱她需仔细品味。

1958年之际，毛泽东多次批阅文件，致信江青。

其一：

1958年1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王佩琨撰写的《十五年后，我国有望赶上或超越英国》一文。该文深入剖析了英国经济的显著特征，并对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等关键产业领域的生产差距进行了细致比较。文章断言，我国在未来的十五年内，实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甚至超越英国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

毛泽东审阅完毕后，于1958年1月3日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作出批示：“江青同志阅，此文甚佳，遗憾的是未提及电力问题。”

其二：

1958年7月23日，由外交部新闻司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141期中，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及私人对外投资状况》的文章。

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审阅完毕后，致信江青：“江青同志：本件已审阅，内容有益，请妥善保管，以备我日后参考。”

其三：

1958年8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及毛主席提交了关于郊区涝灾及救援工作的第二次汇报。报告指出，自8月6日的暴雨袭击以来，13日北京地区再度遭遇强降雨，郊区菜地遭受重创，近期蔬菜上市量持续下降，市场供应形势严峻。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蔬菜供应将进一步缩减。目前，正从多渠道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力图提升市场供应能力。

“问题重大。江青亦应审阅。近日连降大雨，菜量有所减少。”

其四：

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刊登了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撰写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

9月24日，毛泽东在当期的《红旗》封面旁随意挥笔，留下了对江青的批语：“江青同志：陆定一同志的文章非常优秀，务必认真研读，至少应阅读两遍。”

其五：

195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发的《情况简报》第174期中，刊登了三份精选材料。

1. 群众参与的范围日渐扩大，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2. 批判的重点对象数量有所上升，批判工作亦愈发深入和细致。3. 八至九成的单位在领导核心的健全和有力方面已得到显著改善。

在中央国家机关内部，依然存在着一些滞后的单位和亟待改进的环节。这些问题主要源于领导层中右倾思想的残留，导致他们在推动群众参与上犹豫不决，或是不愿充分放权，反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取代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针对这一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了以下指导意见：首先，我们必须继续勇于动员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等形式开展斗争；其次，对关键人物，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深入且细致的批判；再者，必须加强领导力量的部署；最后，整个运动应当有始有终，切勿草率行事，以免形成半途而废的“夹生饭”。

第二份文件题为《十三个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详细阐述了河北在内的13个省份所开展的整社试点工作进展。文中指出，在这些试点地区，整社工作普遍赢得了贫农和下中农群体的广泛支持与拥护。

第三份文件，《农村公共食堂的恢复与快速发展》一文透露，根据12个省、区提供的资料分析，近期两三个月内，农村公共食堂的恢复与增长速度显著，常年食堂的数量亦大幅增加。当前，各地正积极推动食堂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着力加强食堂的巩固与稳定工作。

毛批示：

江青阅，转林克。

三件都可看。

毛泽东屡次批阅文件致江青，此中可见他对“略有不适”的江青关怀备至。

旁人眼中的江青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她因放射治疗所引起的白细胞减少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善，并恢复了正常水平。放射治疗引发的急性膀胱炎也已完全康复。至于早已困扰她的慢性胆囊炎，也已彻底治愈。然而，由于长时间的无所事事以及对疾病过度担忧和猜疑，她的神经官能症再次浮现。

江青的贴身工作人员后来归纳出“四忌”：首忌风，次忌光，再忌声响，终忌过冷或过热。

1959年的冬日，王敏清遵照组织的安排，肩负重任，成为了江青的专属保健医生。

王敏清，正是前文所述的王世英之子。在毛泽东有意与江青结为连理之际，王世英毅然致信中共中央时任总书记张闻天，明确表达了对这一婚姻的强烈反对。

解放后，王世英荣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职，因此他的学医之子王敏清亦被视作政治上的稳固之选，得以在中南海保健局供职。然而，世事凑巧，王敏清竟被指派至江青麾下担任保健医师——但江青对此事毫无所悉，王敏清亦然，对王世英昔日上书张闻天之细节一无所知。

本刊文友王凡对王敏清进行了专访，其中王敏清对江青的印象如此描述：

王敏清在成为保健医生后，与江青的首次邂逅，便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的小岛二号楼。那日初见，江青对待王敏清尤为谦逊有礼，她安坐于沙发上，示意王敏清落座于她身旁，还不忘吩咐服务员为他奉上一杯香茗。王敏清后悉知，江青身边的随从人员中，能享有与她同坐沙发上待遇的寥寥无几。

初接手工作之际，江青周围的服务人员共有七八位：其中包括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她们主要负责医疗与护理事务；李连成则身兼警卫之职，同时还要照料江青的日常生活，并负责与广东省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的干部张荣亦随我们左右；此外，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与张淑兰，她们亦全天候为我们提供服务。

王敏清被安置于二号楼的顶层，与李连成同住一室。楼下的区域则是江青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这里的人们不厌其烦地向他提及江青对于噪音的极度敏感。即便是室内行走，也需脱去鞋子，以免在地毯上发出声响；与江青交谈时，声音需轻柔到只有对话双方才能听见的地步；而江青活动区域的门缝，更是用纱布或海绵严严实实地填充。他更是听说，江青甚至因为李强华辫子与衣物摩擦产生的噪音过大，而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强迫她剪去辫子。

“你是猪。”这是王敏清首次目睹江青对身边的人滥用权力，侮辱他人。他不禁感到震惊：主席的夫人为何如此专断，如此不尊重他人？

江青曾提及与众人同席共餐，但她的饮食是否与同桌一致？“实际上，我们虽然同坐一桌，她的食物却是单独准备的，与我们的并不相同。偶尔她会尝上我们菜肴中的几口。”“关于她饮食奢华的说法，一些文献或书籍提到她常食用高档滋补品。”“站在现代的角度看，这并不算特别奢侈。每餐通常会有鸡、鱼、肉、蛋中的两样。偶尔也会摄入一些高端营养品，如燕窝等，但并非频繁。”

为了确保用餐时无声无息，王敏清等人不得不每日以豆腐为主食。有些护士为了不发出咀嚼声，竟将一碗米饭强行吞下，最终引发了肠胃问题。不久后，江青注意到同餐者们的菜肴都是豆腐，便好奇地询问王敏清为何如此偏爱豆腐。面对这一问，王敏清啼笑皆非，只能回应说他们确实喜欢豆腐。

与江青同桌共餐，非但无丝毫甘甜，反而满心苦涩，且每当她放下筷子，众人亦不得不随之“闭嘴”。长此以往，实在是对身体与工作造成负担。因此，在陪江青用餐并送她离去之后，王敏清等人还需返回餐厅，补上一顿“自由餐”。如此一来，再加上晚间的宵夜，他们每日竟需进食七次。外人看来或许以为他们享受着福分，然而他们内心的感受却是备受折磨。

江青对他人进餐时的声响颇有微词，难道她自己用餐时真的能做到毫无声响吗？我不解地问道。据某位保健医生在回忆录中提及，与他一同用餐就像是受苦，因为江青在吃饭时总是不休地评头论足，且食相豪放，令人不适。“江青用餐时显得很有教养，确实很少发出声音，否则在她指责别人像猪的时候，岂不是也在自嘲？”王敏清回答道，“不过，她对于头发辫子的摩擦声或是衣物摩擦的声响特别敏感，但对于听音乐、跳舞、观赏戏剧或电影时所产生的巨大声响，她却毫不介意。” [178]

王敏清回忆道：“她甚至难以捕捉到飞机的轰鸣声，为此，她特地要求广东省委下令，禁止飞机在住地附近低空掠过。正是在她广州居住的最后一个月，白云机场被迫关闭，民航客机不得不转至军用机场进行起降。”

中共江西省委原第一书记杨尚奎的爱人水静，曾如此评价江青的生活：

“把暖水袋递给我。”然而，暖水袋明明就在她触手可及之处。清晨，她醒来后便将护士和工作人员叫至床前，询问当天的天气以及该穿什么衣服、搭配哪双鞋子。她思索良久，直到有人为她安排妥当，方才起身。她需别人伺候着洗脸刷牙，然后是吃早餐。江青在日常生活中对任何亲自动手的事务都持回避态度，洗澡也不例外。她躺在浴缸中，让护士为她洗身、擦拭背部……

1962年夏日，江青重返庐山，她频繁光顾直属招待所，专程来此洗漱头发。每当她莅临，整个招待所便宛如一座沉寂的“死城”。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走动，厨师们更是小心翼翼，不敢动用锅勺，而寓居此地的宾客亦需敛声屏息，唯恐任何声响打扰了江青的宁静休憩。她往往一留便是大半天，接受推拿与按摩，此情此景，接连不断，以至于工作人员连饭都无暇顾及。这种盛气凌人的行径，实乃世间罕见。

江青常在其居所营造出一种近乎死寂的氛围。我目睹她在上海、杭州、庐山等地的住所均别具一格，不仅地面铺设了厚实的绿色地毯，窗户也拉上了沉重的绿色窗帘，连床铺、桌椅、座椅乃至马桶都包裹上了绿色丝绒，连茶盘、茶杯也不例外，都要铺上小方巾。为她服务的人员进入她的房间时，必须轻手轻脚，如同雪花落地般无声，否则便会招致不快。江青对“喧嚣”的恐惧，让我们这些同住者当时感到难以理解，私下里常常议论。她虽惧怕声响，却在跳舞时偏爱强烈的西洋打击乐，这似乎有些矛盾。或许，绿色装饰对视觉有安抚作用，但静谧的环境未必只是为了养神，恐怕更多的是为了营造威严，让人一进入她的住所便感到胆战心惊，宛如宗教庙宇中刻意营造的阴森氛围，令人不寒而栗。一个人的成就与得到的尊重应当相匹配，江青并无显赫功绩，却担心他人不敬，于是竭力打造威严，可惜效果适得其反，反而显得滑稽可笑。

江青所享有的生活待遇与荣誉，显然与她所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固然，沾染了毛主席的荣光，人们或许能够接受这一点，然而，我始终感觉在她心底深处潜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怨气，一旦有机会或是情绪难以自控时，便会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这一点，我从她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中窥见端倪。那些在她身边工作的同事，无一不是经过严格筛选，恪尽职守，即便面对江青的苛刻与无理要求，也因毛主席的份上而强忍不言。即便如此，她并未对这些同事表达过感激之情，反而抱持着一种难以理解的敌意，甚至充满了仇恨。一位曾担任江青护士的同志曾告诉我，江青在心情愉悦时，无所不谈，甚至会对与唐纳等前夫的往事津津乐道；然而，一旦她心情不佳，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成为她责骂、惩罚工作人员的借口。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她的妹妹仅仅因为一件小事，就被江青发配至大西北“充军”，导致家人无法团聚。更有甚者，江青一怒之下，便将人当作“反革命”投入监狱。江青的这种行为激起了众多领导的愤怒，据说，刘少奇对此颇有微词，江青所在的党支部还特地派人找她谈话，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陪同她欣赏外国电影的过程中，一位电影界的同行不经意间提起，那位外国摄影师在拍摄时格外注重“出绿”的技巧。所谓“出绿”，即在影片中特意凸显绿色元素，并让不同的绿色在画面中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听罢此言，她便萌生了将所居之处也打造成“出绿”的构想，力求使家中绿色元素同样富有层次。

1962年春，陈云及其夫人于若木抵达上海，被安置于太原路上一座由上海交际处管理的宅邸。踏入门扉，即刻感受到屋内装潢的奢华与独异：绿色地毯、绿色沙发、绿色窗帘，乃至桌椅、马桶及其盖子，均铺陈着绿色丝绒。

陈云心中不禁生疑，这间屋舍他曾在此安家，却未见此等别致的装潢。经一番询问，方得知此处曾为江青所居，她偏爱绿色，认为这色调能让人心情舒畅。于是她指示上海交际处依照她的喜好，对屋内的装饰进行了一次精心改造。

若木女士向警卫处处长指示道：“烦请转告交际处的相关同志，这所住宅的装饰风格显得颇为突兀。我个人认为，应将窗帘全部撤除，并替换为原有的旧款。那些被替换下来的窗帘，不妨拿去市场上供应给民众。”

“这恐怕还需向上级请示江青同志的意见。”毕竟江青同志随时可能再次莅临此地居住数日，若发现装饰有所变动，恐怕会心生不悦。

据悉，仅在上海一地，便有江青所指示的特殊装饰风格的房屋达三处之多。

凭借“第一夫人”的头衔，她频繁召唤专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医生，今日进行会诊，明日则帮她引进进口药品……

她热衷于观赏外国电影，对观影时的舒适度也颇有讲究，对沙发椅子的选择尤为挑剔，要求其能够让她连续三个小时坐着而不感到臀部有丝毫麻木。

身为演员，她向来钟爱于摄影，无论是舞台上的剧照还是日常生活的点滴，总有摄影师随行捕捉。然而，她本人却并不擅长摄影。在苏联疗养期间，身边缺少了摄影师的陪伴，但她仍渴望留下足迹。于是，她购置了一台相机，开始自学摄影。自此，她游历四方，对摄影的热情愈发高涨。她不惜花费外汇，从香港引进了一台高级相机，每至一地，便以摄影作为消遣……由于曾在电影界工作，她具备一定的文艺素养，因此学习摄影时进步神速。然而，这也让中南海的摄影师们忙碌不已，他们需帮她冲洗胶卷、打印照片。

江青曾对维特克坦言，她所拍摄的照片数量颇为可观，“太多了”，即便是在“近几年”，其数量也“大概有一万张左右”。然而，她已经销毁了三四千张，仍觉“还有很多要去掉”。